“如果一百 年前有外星人来到地球用一个小时了解人类历史，请他们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如果现在又有外星人来到地球要了解人类历史，请他们听王西麟《第三交响曲》。”

　 14年前（1991年），我很偶然地听过一次王西麟先生的《第三交响曲》，之后，再也没有听过王西麟先生别的什么作品。但是，这部《第三交响曲》给我的冲击与震撼是如此之大，以致14年后的今年年初，我写一篇题为《理想与忧患交织的岁月》的文章以回忆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文艺现象，首先想到的仍然是这部《第三交响曲》。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如果我们拿王西麟《第三交响曲》与肖斯塔科维奇《第一大提琴协奏曲》比较，我们会发现二者在审美追求上有很多相像之处：同样是非常状态（斯大林之“大清洗”与中国之“文革”）下知识分子的内心独白，同样表现现代生活中情绪的躁动、高压政治下的苦闷，以及其间若隐若现闪烁着的理想之光。但是，在王西麟那里，苦闷的主题是如此强烈，以致理想之光几乎完全被压抑殆尽。似乎前者一次次被打倒、一次次又顽强地站立起来；而后者最终放弃了站起来的努力，只记录下被打倒的过程。记得当年笔者与友人闲谈感受，说：‘可能百年之后，肖斯塔科维奇的后代们会很佩服他的先人在那样困难的境地中能使希望存活下来；而王西麟的后代会很诧异一个人怎么能够在完全窒息的条件下活下来，甚至由此产生对作品真实性的怀疑’。”

　 应该说，这只是我个人十几年前的感受，远说不上是对王西麟作品的全面评价乃至褒扬，甚至没有说清楚我说出这番感受的变化过程：当初，我并不很理解一部交响乐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压抑，添加了这十几年的人生阅历，我渐渐明白了―――凭空描绘些理想的虚妄的亮色是比较容易的，如实记录下苦难历程而不加任何粉饰，则需要具备更大的勇气和更坚韧的力度。

　 前不久，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使我了解到，就在我不知道王西麟先生在其《第三交响曲》之前写过什么，并怀疑之后也没有新创作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在孤军奋战的境地中完成了一系列新作，作品编号已达46号。其中大部分创作于1980～2005年这25年间，堪称力作的20部以上。另有影视音乐作品40余部，未列入作品编号。

　 此外，我还了解到，国际音乐界包括潘德列斯基（Penderecki）这样的大师级的人物，早已给予王西麟音乐以极高的远比笔者更专业更权威的评价。

　 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赫洛波娃（Kholopova）在听了《第三交响曲》之后，宣布：“我在这里发现了世界音乐界尚未发现的我们伟大的同胞德米特里？德米特里也维奇？肖斯塔科维奇传统的真正生动的发展……两个伟大民族悲剧的命运连接在一起。”

　 彼得格勒交响乐团首席指挥雷洛夫说：“如果一百年前有外星人来到地球用一个小时了解人类历史，请他们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如果现在又有外星人来到地球要了解人类历史，请他们听王西麟《第三交响曲》。”

　 潘德列斯基高度赞赏他的《第四交响曲》：“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他保持了自己独特的语言，从而截然不同于他的国家的任何主流音乐。”

　 澳大利亚国立音乐学院吉姆？科特（Jim Cotter）教授如此评价《第四交响曲》：“……人们在这里可以清楚地听到对不人道的谴责之声。很少有作曲家能够如此清晰地表达这种激情，而仅此一点，如果不论及其他的话，就能把他列入近50年来国际作曲家们的前列……在这部作品中，我听到潘德列斯基和其他波兰作曲家的影响，但我还听到他对于这些影响了他的技术的扩充是超越了任何波兰人的。他已解决了在这一领域的问题……这部作品可以被列为任何一个世纪的上乘作品之列。”

　 王西麟有一个有意味的简历。他祖籍山西稷山县，1937年出生于河南开封，1949年9月私自投军于西北野战军11师文工团，1957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他1962年就完成了他的《第一交响曲》（这部作品在37年后才获得公演的机会），并于当年大学毕业，1963年又有交响音诗《云南音画》问世（18年后公演并获奖），迄今已创作交响曲、协奏曲、康塔塔等大型音乐作品20部以上。但是，受各种条件限制，他始终处在大部分作品得不到正式出版、作品音乐会也少而又少、而在国外的影响又无法及时反馈到国内这样的孤寂境遇之中。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今年4月9日，经过一番周折，《王西麟作品音乐会（3）》终于在北京音乐厅举办了。这次音乐会的曲目是：《哀歌―――为女高音和交响乐队而作》、《小提琴协奏曲》和《第四交响曲》。我们从这1986～2000年之间的王西麟音乐作品精选中，再一次领略到一个独特的音乐现象―――对现实毫不粉饰的悲剧性音乐史诗。

　 囿于篇幅，我们在此仅能对《第四交响曲》做一简要介绍。

　 与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发展的里程碑的王西麟《第三交响曲》相比，完成于“千禧年”莅临之际的《第四交响曲》，可能是近年来作者的乃至中国音乐界的最重要作品。如果说，《第三交响曲》是更多采用西方先锋音乐语言写就的《第四交响曲》除技术更娴熟、形式更完整外，则具有更为普世的意义：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角，真实记录下20世纪的文明发展历程，并作出哲人般的反思。

　 《第四交响曲》是不分乐章的无标题交响乐作品，作曲家自题为：“献给中国史和人类史过去的一世纪和新来的一世纪”。

　 这个献词富有沉郁的历史含义。

　 以黄河流域民间戏曲音乐因素构成作品第一部分苍凉、沉郁的慢板，真实再现了人类生命和命运的历史长河―――混沌、漫长、苦难、迷茫、漂泊、思索和祈盼。

　 第二部分“小快板”，铺天盖地的灾难、人性的扭曲、拷打、破碎、冲突、抗争……而黄水奔流般悲怆、悠远、沉重的第一主题时断时续地再现，也由一个特定部族的不屈服和不气馁，扩展为人类为超越来自身外的以及内心世界的桎梏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尽管这种努力似乎是遥遥无期的。

　 第三、第四部分始终在悼亡的氛围中，人类始终处在光明与黑暗、智慧与蒙昧、庄严与猥琐、升华与堕落、捍卫良知与寡廉鲜耻……一系列矛盾的强力对抗之中，而恶势力又似乎总占据着难以撼动的位置，使得尾声部分那一小段由钢片琴奏出的甜美幻境，相形之下是那样的微弱，那样的难能可贵。这个悲剧性的结局，悲怆而不颓唐，赋予中国先贤们的一些话语以现时代的理解：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则现代人须以“知天命”的博大胸怀，泰然自若地担荷起在苦难中跋涉的使命；鲁迅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则现代人自当彻底抛弃那种把希望寄托在“造物者施舍”的梦想，自行掌握自身的命运。

　 如果说，作者的《哀歌―――为女高音和交响乐队而作》还残存着某些“怀帝阍而不见”式的中国士大夫情结，至《第四交响曲》，则递变为中国思想者对卢梭学说的融会―――百分之百的“自由、平等、博爱”可能是永远达不到的，但人类生存的意义，不在于能否“百分之百”，而只在于对“百分之百”的永无止境的追求。

　 这场音乐会的这三个曲目远不能涵盖王西麟作品的全部内容，另有几部作品也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如《交响诗二首―――献给肖斯塔科维奇逝世十周年（作品22号，1985年）》、《为钢琴和23件弦乐器而作（作品25号，1988年）》、《为鲁迅〈铸剑〉而作二首（作品28号，1993年）》、《交响壁画三首（作品35号，1998年）》、《四重奏（作品41号，2002年）》、《第六交响曲（作品46号，2004年）》等。

　 通观王西麟先生上述这一系列音乐，至少提醒我们：在彼此沉溺于大都市的灯红酒绿、斤斤计较于名利场的些微得失的时候，我们身旁还有着这样一位潜心建构悲剧音乐之崇高美感的大作曲家。

　 “提三尺剑，慷慨悲歌”

　 笔者不是音乐史问题的专门学者，现仅就王西麟音乐作品的美学意义赘言一二。

　 谈起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美学面貌及所反映出的民族性，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儒家所倡导的“中庸”二字，即所谓“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即现代人称之为“适度”的审美准则；其次会想到道家所主张的“清静无为”，想到以“归隐田园”为主题的南宗诗画，想到其淡雅、和谐的美学面貌。必须承认，这样的美学体现至少从中晚唐起，逐渐占据了文坛的主导，也由此产生了一些大的流派和伟大的文艺作品。但是，这一美学体系的影响到近现代，却往往被误导向一个歧途―――即一些知名作家所力主的所谓“躲避崇高”。历经十年“文革”，看惯了种种虚假的口号和“高大全”式的文艺形象，遂对这样的伪崇高文艺萌发叛逆之意，这完全正常。但是，我们的文艺家们忽视了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伪崇高并不等于崇高，一如伪钞根本就不是钞票一样，人们总不能因为上过伪钞的当，就彻底否定钞票，退回到“以物易物”的时代。笔者以为，持“躲避崇高”论调的先生们的本意似乎是“躲避伪崇高”。但是，他们躲避伪崇高的方法，不是以正面力量去反击，以期重建真正的崇高精神，而是以沉湎于世俗享乐的面孔去退让、逃避。于是，他们并没能真正躲避掉伪崇高，却当真躲避了真正的崇高。

　 西麟先生以他“提三尺剑，慷慨悲歌”的个性，是不会采取“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逃避态度的。但是，他刚猛性格也并不妨碍他有条理、有深度地看待文化传统。

　 同是儒学，既有强调中庸的一面，也同时保留着“诗可以怨”的一面；道家固然主张“清静无为”，但原因是道家对社会弊端有着近乎冷峭的批判。似乎在唐代之前，经西汉司马迁等人的身体力行，主张“诗可以怨”的一派也并不比主张“哀而不伤”的一派处下风。比如在东汉，班固排斥屈原的“露才扬己”，之后便有王逸称班固的明哲保身、“全命避害”是“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的。事实上，“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主要是针对两宋（特别是清朝）以来的儒学变异的。比如鲁迅先生在抨击“礼教杀人”的同时，就曾多次赞许屈原、司马迁等所展现的质朴、强悍的上古民族精神。

　 正是缘于西麟先生继承了“屈原―司马迁”的直面人生、不平则鸣的价值取向，针对近现代中国经济落后、人文精神凋零的现实，他深知向西方学习的必要，也更懂得这个学习必须是有选择、有明确目的的学习。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包括着众多流派，各自的形式、思想内涵千差万别，而与中国国情最接近的，当属苏俄与东欧诸国，而这个西欧与东亚的过渡地带，也确实产生了一个涉及领域很宽泛的文艺大师群体，除肖斯塔科维奇、潘德列斯基等音乐家外，更有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米兰？昆德拉、哈维尔等文学巨匠，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人较好地解决了现代主义手法与作品思想内涵的关系问题，即：应用新技术、新形式，只是为着旧的技术、形式已经无法成为恰当的思想载体了。故他们作品中每一个形式的变革，都使得其内容更为充实，具体说，其对现实的批判力度、其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张扬，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西麟先生对肖斯塔科维奇音乐路线的继承，主要的在精神层面上的继承―――决不因现实的严酷而消极退让。

　 就国内现状而言，如果那些为“躲避崇高”而刻意追求“中庸”、“和谐”之美的文艺作品也有其在当今文化市场上的生存自由，那么，王西麟音乐以其的博大雄浑之美在文艺界独树一帜，这似乎更应引起国人的珍重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