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庸档案：

　 台湾著名漫画家，1960年生于台北。系列作品《双响炮》、《醋溜族》、《醋溜CITY》、《涩女郎》等风行海内外，在大陆的销量已达百万册以上。作品以观察的犀利、表现的毒辣、内涵的幽默和笔锋的简洁而著称，被称为“专以四格漫画颠覆爱情、批判婚姻的怪胎”。

　 记者：看《关于上班这 件事》，很难想像它出自一个只上过4年班的人之手，这让我想到你当年画《双响炮》大谈夫妻关系的时候还是个单身汉，画《醋溜族》描绘新新人类生活的时候已经年过30。为什么会有这些错位，是旁观者清吗？

　 朱德庸：观察就够了。每个人都有家庭，都有父母、亲戚、邻居、朋友，甚至满街的陌生人，都可以成为创作的素材。生活里我像普通人一样，逛街、吃饭、看电影，在这些过程中自然会接触到很多人，时间一长就会有感触，就会有话要说，而不是事先设定一定要画什么，创作是一种顺其自然的状态。

　 记者：去年你曾跳脱四格漫画，以淡彩不定格的形式，创造了叫好叫座、两岸热销30万册的《什么事都在发生》。现在，你又以行动粉碎“不再创作四格漫画”的传言，推出以上班族为主题的新四格系列。你认为现在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巩固“华人世界最畅销的四格漫画大师”的地位呢，还是寻找新的突破？

　 朱德庸：当初采用四格漫画是因为我喜欢清楚、简洁、一针见血的表达方式。针对爱情和婚姻这些人生的片断来说，四格漫画就是很好的选择。在《什么事都在发生》里，题材扩大到表达人生的困境，用四格还是不定格，这是题材和内容决定的。但我不会放弃四格漫画，因为它的挑战性非常高，既有单格漫画的爆炸点又有连环画的叙述性，很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可以让大家及时感受到幽默；另一方面，我对四格漫画还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很希望这种漫画形式能够传承下去。

　 记者：但总是画四格漫画很容易给人一种重复自己的感觉，再加上你曾经是台湾漫画专栏开得最多的人，事实上已经有人在批评你，说你的作品也开始追求商业利益，像兑了水的茅台，没有以前那么纯粹了。当然这也是很多漫画家面临的问题，对此你怎么看？

　 朱德庸：我的《双响炮》是谈婚姻的，《醋溜族》是谈新新人类的生活观念的，《涩女郎》是谈单身女性的情感和生活状态的，去年的《什么事都在发生》是谈人生困境的，这次《关于上班这件事》是谈上班族的酸甜苦辣的，对我来说，题材并没有重复。但我的画永远脱不开“人”的主题，世界上惟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人，而人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人性。

　 记者：从《涩女郎》开始，你的作品争相被搬上荧屏，而且取得了不俗的收视率，眼下你的两部新作也已经授权投拍电视剧，这是否意味着你的作品从“小众”走向了“大众”？

　 朱德庸：授权拍电视剧可以说是我推广漫画的一种实验，想通过电视剧这个拥有更多受众的载体，鼓励那些真正对漫画有兴趣的人，证明漫画还是很有可为的。但《粉红女郎》我只看了10集，《双响炮》我一集都没看。电视剧是再创作，和漫画不能画等号，因为载体不同。我本身从事创作，对另外从事创作的人会有足够的尊重，我宁愿把自己放在观众的立场看，而不是原作者的立场。

　 记者：你25岁成名，事业、家庭，该有的都有了。在很多人看来，你已经很成功了，而你却一再提到“人生的困境”，这让人怎么理解？

　 朱德庸：其实任何人都会遇到困境，只是不同而已，从这一点讲，困境是平等的。人生总是不断选择，不同选择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困境：顺从老板，还是坚守己见？结婚，还是单身？带着面具，还是以真性情待人？而一切困境其实源自人不够自然。我自己最大的困境发生在1997年左右，那段日子印书像印钞票一样，但工作太多，违反了自然。我从前画画很快乐，完全没想过能赚多少钱。当一切慢慢变质，画画已经不能带给我满足感，我开始整天板着脸，怀疑人生，包括画画本身和它带给我的成功。活到四五十岁，人生会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往回走一条很久以前已该走的路；一是继续前行。我运气很好，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

　 记者：人生困惑听起来很沉重，但你说漫画家是“卖笑”的，希望自己能以幽默的笔触来诠释这个沉重的话题。你是怎么把沉重的哲学语汇玩笑化的？

　 朱德庸：很多人认为我很悲观，在我的作品里爱情不牢靠、婚姻那么惨、男人喜新厌旧、女人拜金主义。其实任何事物都有美好的一面，但我要触摸的却是容易隐藏而又实际发生的一面。读我的作品的人，大笑之后，往往会反省自己的婚姻、爱情。我认为，能让人反省的绝对是积极的，乐观的，把不好的隐藏起来才是悲哀的。时代的发展让人在面对改变时不得不生吞活剥地咽下很多压力，很容易患上心理疾病，就像是转轮上的老鼠，永远都停不下来。而当我们的生活充满幽默的时候，你生活的感觉就会回来，幽默可以弥补许多人性黑暗和负面的部分，是对无奈人生的一记重拳。

　 记者：你曾经自嘲名人的生命只有3秒钟，在你看来，生活中的快乐满足和所谓的“成功”有因果关系吗？

　 朱德庸：我觉得没什么关系。很多人说人生如演戏，名人是在台上满足台下的观众。比如一个人走在路上看见我，说，那人是朱德庸，然后回头对同伴说，走吧，我们去吃火锅；或者一个女人回家告诉丈夫，今天下午我看见朱德庸了哦，丈夫说，哦，是吗？我要去上厕所了。其实我的生活很单纯，基本上没有去享受所谓的名人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画画或是逛逛街。名利都会逐渐消失，无法掌握，只有生活会一点一滴积淀下来。现在生活对我最重要，没有生活就没有创作，没有生活我就不会快乐。

　 记者：从15年前毅然辞职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你在选择人生道路上的特立独行，也可以说你一直是按照自己的天性在生活，很想听听你对自然人和社会人的理解，这二者之间有可能做到平衡吗？

　 朱德庸：我觉得自然人和社会人之间的平衡只是相对而言，就像一个翘翘板，不是向这边就是向那边倾斜。我通常远离交际，但内心世界相当活跃，我的本性告诉我要做自然人，如果非要我做出妥协，我也会尽可能地去配合这个世界的需要，但是我只能做到一个程度，因为最终能够对你负责的只有你自己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