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一则新闻引起了公众的讨论：安徽来京务工人员杜宝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得知，他在北京真武庙同一地点违反禁行标志105次，均被“电子眼”拍摄记录在案，须交罚款10500元、交通违章记分210分。这意味着，起早贪黑、以贩菜谋生的他一年白干了。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引起广泛关注，舆论称为“杜宝良现象”。

　 就此事件，专家、舆论矛头纷纷指向交通局和当地交警，他们认为：交警部门应当在杜违规后告知、提醒他，因为罚款不是目的，促使车辆遵守交通规则才是最后目标。同时，不少善良之士担心：杜宝良不到一年间被交警罚的款，恰好抵了其一年的辛苦钱，这以后的生计可怎么办？这罚款实在是不应该。

　 看完这些“挺杜”言论，不禁抚掌大笑：如果被罚的主人公换成一个大款，众多“评论家”又当如何发言？我想，大概会恨恨地说：万元还是罚少了，多罚点！不到一年竟然违规100多次，实在可恶。造成如今舆论齐“攻”交管部门的关键因素，其实是杜宝良的“穷人身份”而已。人们的恻隐之心在潜意识中动摇着法治的理念。

　 交通规则必须遵守，此乃人所共知；摄像头就摆在那里，你闯就闯呗，但你闯了就得自己咽下闯红灯苦果―――接受罚款。如果把杜宝良换成了大款，我想很多人大概不惮以如此的恶意幸灾乐祸地分析：这伙计还以为没摄像头呢，所以一次次地冲关。那么，现在杜是个“穷人”，难道就不可以如此推测其心理了吗？

　 至于评论家、专家给交警、交通部门扣上的“没去提醒所以不合理”的大帽子，我看也是无厘头。至少我知道，一个人犯罪了，公安部门才会去抓他，而不会天天跟在一个公民屁股后面说：你别犯罪哦，小心进监狱。如果真这样倒是一件麻烦事了―――那我们会活得多累呀。

　 法律是震慑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牵涉富豪还是穷人。富人犯罪进班房，穷人违法犯罪了该进去也得进去，没有什么可“可怜”的，我们不能因为同情而迷失了法治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