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档案

　 片名：《赵一曼》

　 出品：东北电影制片厂1950年出品

　 导演：沙蒙

　 编剧：于敏

　 主演：石联星 张平 张莹等

　 故事回放

　 1933年，女共产党员赵一曼奉命在日军占领下的哈尔滨市电车工人中开展工作，组织罢工。敌人慑于群众声威，表面上佯装让步，暗地 里却加紧部署镇压。赵一曼洞察此情，在罢工胜利后迅速组织转移。转移到农村后，赵一曼动员教育农民，组织起一支抗日队伍，活跃在珠河两岸。

　 1935年冬，传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部队举行联欢晚会，营地却被敌人发现，整座山被团团围住。赵一曼带着一个排掩护部队突围，终因负伤而被俘。某夜大雨滂沱，赵一曼等三人逃离中途被敌人追上，抓回狱中。临刑时，她大义凛然，面无惧色，英勇就义。

　 摄制故事

　 写作剧本《赵一曼》时，于敏连赵一曼的照片也没见过，更不知道她的身世。

　 在我们这个崇尚英雄的国度里，英雄与文艺作品有着天然的联系：英雄使作品扬名，作品令英雄不朽―――譬如电影《赵一曼》。这是新中国的银幕上第一次出现中国的烈士。直到今天，赵一曼所带来的震撼和感动，还在21世纪的孩子们心中延续着。

　 不过，就在这部让赵一曼的名字被全国人民熟知的电影问世之时，赵一曼的故事还是不完整的故事，人们所知道的女英雄，也仅仅是故事中的赵一曼。

　 抗日战争刚结束，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接收了日本人的“满洲映画株式会社”，在其原址上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即后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

　 “当时很困难，缺乏设备。”于敏回忆说。这位91岁的老人是《赵一曼》的编剧，也是解放区和新中国的第一代电影人。

　 时任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东北抗联著名将领冯仲云向东影厂建议，应该拍拍抗联：“冰天雪地里的英雄，值得用电影来表现。”

　 冯仲云讲到了八女投江和赵一曼的故事，这两个建议都被采纳了。于是，1948年底，分别以她们为主题的两部电影几乎同时开始创作，剧作家于敏被指定写《赵一曼》剧本。

　 从来没有哪部剧本像《赵一曼》这样让于敏犯难过：东北抗联的老战士们都知道赵一曼，却很少有人见过她，更谈不上了解；几乎没有人同赵一曼有过直接接触，于敏在哈尔滨的医院里找到了那个曾经帮助赵一曼逃跑的韩护士，她却已经病危；赵一曼的故事无不是口口相传―――有关赵一曼的文字资料，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从日伪军的档案中被发现，此时的于敏连赵一曼的照片也没见过，更不知道她的身世；就连东北抗联将领冯仲云也仅见过赵一曼一面，甚至描绘不出她的相貌。

　 在朝鲜的大小城市和乡村中放映时，影片《中华女儿》和《赵一曼》，最受朝鲜人民的欢迎和喜爱了。

　 无奈之下，于敏只好寻求“第三手材料”，让抗联老战士们讲自己的事。最大的收获，来自抗联女战士、后来担任过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李敏。抗联战士怎样行军，怎样宿营，怎样在山里染布缝军衣，怎样在冰天雪地中找食物、吃乌拉草皮……记忆过人的李敏提供的大量细节，构成了于敏笔下赵一曼的战斗场景。

　 短短5个月里，于敏就“硬憋出来一个剧本”，电影随即开始拍摄，并且留下了多个“第一”：这是后来曾执导《上甘岭》等影片的著名导演沙蒙的第一部电影作品，沙蒙出身话剧演员，因此《赵一曼》“有很浓的舞台戏味道”；这也是著名演员石联星的第一部电影，1932年就投身中央苏区瑞金、在战斗中成为红色明星的石联星被认为拥有与赵一曼相似的经历；这部影片为新中国捧回了第一个国际电影表演奖：在1950年捷克斯洛伐克第5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石联星获得女演员奖。

　 1951年前后，影片开始在全国公映，同时被送到了抗美援朝战场。当时在志愿军电教队工作的于子明曾写道：“我们在给志愿军部队和朝鲜人民军放映了电影之后，也把电影送到朝鲜人民中去，向他们进行了慰问。在朝鲜的大小城市和乡村中放映时，影片《中华女儿》和《赵一曼》，最受朝鲜人民的欢迎和喜爱了。”

　 影片成功了，但于敏并不甘心：“那个时候对赵一曼知道得太少了。”直到1985年，他到赵一曼的家乡四川宜宾参观访问，才第一次清楚地了解到了赵一曼的革命生涯和人生经历。那年已71岁的于敏决心重拍《赵一曼》，后来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拍成，遗憾至今。

　 故人故地

　 一位记者去黑龙江采访，把照片交给曾与赵一曼朝夕相处过的游击队员和乡亲们辨认，人们几乎没有犹豫便异口同声地说：“瘦李，她就是瘦李！”

　 “姓名：赵一曼，女，现年二十九岁。职业：无职业。原籍：山东省济南府。住址：不定……她是妇女思想匪，由于计谋巧妙，担负了珠河中心县委委员的重任，颇受重视。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于珠河县第三区春秋岭，受日满军的讨伐，左大腿受贯通枪伤，躲在附近空房子治疗期间，被珠河县警察队所逮捕……本年六月二十八日终于从医院脱逃，在向宾县逃走的途中，被追踪的南岗警察署人员所逮捕，于八月二日处以死刑。”

　 一份编号为“特密第5583号”的伪滨江警务厅报告，新中国成立后在日伪档案中被发现。大概是赵一曼的巧妙迷惑，报告中关于赵一曼的年龄、籍贯都有误，但其中关于赵一曼被捕和被害情况的详细记载却准确地告诉人们：赵一曼就是在这里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然而，赵一曼，这位被敌伪报纸惊呼为“骑马挥刀红衣女侠”的传奇女子，哪里是她生命的起点？她31岁的生命又经过了哪些驿站？2005年4月，赵一曼的长孙女陈红向记者讲述了赵一曼身世的认定过程。

　 《赵一曼》电影公映后，在中央工作的何成湘回忆说，在他1931年担任中共满州省委组织部长期间曾领导过赵一曼，但也只知道她是四川宜宾人，有一个孩子。那时，赵一曼曾主动找何成湘请战，要求到最艰苦的战斗第一线去。1952年3、4月间，何成湘专门到四川调查赵一曼的身世。

　 与此同时，在四川泸州工作的李坤杰也正在寻找着几十年下落不明的六妹李坤泰。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李坤泰就再也没有给亲人写过一封信。只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李坤泰在宜宾上学时的同学郑双碧从上海回到四川时，给家里带回一张李坤泰在上海拍的照片。照片上的她身着白色旗袍，怀抱一个约几个月大的孩子―――这是赵一曼存世的两张照片之一，另一张是在日伪档案中找到的她躺在病床上的模糊照片。李坤杰既不知道妹妹在做什么工作，也不知道她怀中的孩子是谁，而郑双碧也对李坤泰在上海的情况和去向并不知情。

　 两条原本平行的线索终于有了交叉点。何成湘在四川调查期间，了解到了李坤杰的六妹李坤泰曾参加革命、几十年没有下落的情况，便找到了李坤杰。

　 赵一曼到底是不是李坤泰，李坤泰怀抱孩子的那张照片，就成了惟一的依据。但不知为什么，这次并没有最终认定赵一曼就是李坤泰，照片被带回了北京。

　 到了1956年，一位记者去黑龙江采访时，把照片交给曾与赵一曼朝夕相处过的游击队员和乡亲们辨认，人们几乎没有犹豫便异口同声地说：“瘦李，她就是瘦李！”

　 “瘦李”，是当地群众对曾化名“李一超”的赵一曼的亲切称呼。自此，赵一曼就是李坤泰的事实被正式认定。此后，党组织又找到了赵一曼的爱人陈达邦，找到了她最心疼的“宁儿”―――照片中她怀中的孩子陈掖贤。

　 日伪档案说：“……对赵一曼女士的电刑操作准确，新式电刑器具功能发挥正常，给了赵一曼女士超负荷的最大压力……”

　 李坤泰和赵一曼画上了等号，对于这位战争岁月里背井离乡、隐姓埋名的革命女性，后人终于能够勾勒出她一生的轨迹―――

　 1905年10月25日，四川省宜宾县白花场白杨嘴村一户李姓人家诞生了第7个孩子，父亲李鸿绪将这个女婴取名为李坤泰，乳名端女儿，字淑宁。

　 上个世纪初的中国，兵乱及乡，李家举家逃到了赵一曼的外公家。在这里，赵一曼在大姐夫、中共四川省委川南党组织的创建人郑佑之开办的新学堂里学习。郑佑之的革命思想和渊博学识深深地影响了赵一曼，她从小就表现出独立的见解和个性。

　 按照家乡的规矩，女孩子到10岁就该裹脚了，母亲强行给赵一曼裹脚，却被她剪掉缠脚布，当着客人在堂屋里洗脚，以示抗议；她喜欢打抱不平，直到头破血流，拼到底才肯罢休，父亲李鸿绪曾感叹说：“端女儿乃刚烈之女也。”；大哥李席儒决定找一个厉害的男人把赵一曼嫁出去，赵一曼割了一把藿麻―――一种密布细刺的植物，指着媒婆说：“如果再来管我的闲事，我就用藿麻收拾你们！”吓得媒婆从此不敢登门。

　 1926年刚过完春节，赵一曼离开老家到宜宾求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积极组织参加反帝反封建活动，她被宜宾女中挂牌辞退。11月，赵一曼经党组织推荐报考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被录取。1927年夏，武汉政府反共，她转移到上海，随即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翌年与同学陈达邦结婚。1928年冬，已经怀孕的赵一曼奉调回国，先后到宜昌、上海、南昌等处做地下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将儿子送到武汉陈达邦的哥哥家里，只身赴东北工作，先后在奉天、哈尔滨领导工人斗争。1934年7月，她赴哈尔滨以东的抗日游击区，任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后任珠河区委书记。1935年秋，她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被战士们称为“我们的女政委”。

　 11月15日，赵一曼所率部队被敌人包围，她左手被子弹打穿，与另外4同志转移至两北沟养伤。几天后，由于汉奸告密，敌伪包围了赵一曼住地。战斗中，赵一曼子弹打光，左腿负重伤被俘。

　 从日伪档案中发现的另一份编号为“特密4759号”的《关于审讯赵一曼女士效果的报告》说：“参考厅本部以及有关机关的意见，7月26日对赵一曼女士的电刑操作准确，新式电刑器具功能发挥正常，给了赵一曼女士超负荷的最大压力。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赵一曼女士仍没招供，确属罕见，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

　 暴行面前，文字总是无力的。从被捕到被杀害，赵一曼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即使是从侵略者的供诉中，也难以还原了。

　 关押在医院里的赵一曼争取到了看守她的警士董宪勋和女护士韩勇义。6月28日晚上，他们按照预定计划，将赵一曼从病房后门抬上准备好的汽车，后来又换乘一辆马车，向宾县三区的抗日游击区逃去。日伪军发现后出动骑警队追赶，在离游击区仅20里的李家屯附近，赵一曼再次被捕。

　 就差那么一点点，假如马车再跑得快些，假如当夜没有那一场雨……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杀于珠河小北门外，年仅31岁。生于巴蜀，殉于东北，这个美丽的女子本可选择另一种人生，但她选择了用女人的纤弱之躯去承受铁蹄下的民族之痛。

　 看到母亲的遗书后，陈掖贤失声痛苦，后来他把“赵一曼”三个字用钢针和蓝墨水刺刻在了自己的左小臂上。

　 “每次看到奶奶写给父亲的那封信，我都会泪流满面。”陈红说。陈红今年47岁，是宁儿―――陈掖贤的长女，赵一曼的长孙女。

　 赵一曼就义前留下的那封遗书，让人看后不忍再读。

　 在押往珠河的火车上，赵一曼向押送人员要来纸笔，写下这样的字句：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宁儿是赵一曼惟一的孩子。赴东北抗联工作前，赵一曼把年仅两岁的他托付给陈达邦的大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陈掖贤到养父陈岳云在重庆开办的印刷厂工作。听到工人议论自己不是陈岳云所亲生，他十分惊异，便向养父询问自己的身世。陈岳云郑重地告诉他说，你的生父还在国外，你的母亲名叫李一超，已被日本人杀害。此时，他和养父都不知道李一超就是赵一曼。

　 遗书并没有交到宁儿手中，而是存入了日伪档案。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正式通知陈掖贤，认定赵一曼就是他的生母以后，他才到东北烈士纪念馆亲眼看到了遗嘱。陈红说：“看到信后，父亲失声痛哭，后来他把‘赵一曼’三个字用钢针和蓝墨水刺刻在了自己的左小臂上。”陈红曾亲眼见过父亲手臂上刺的字，尽管经过了很多年，蓝墨水的痕迹仍然深深地印入肉中。

　 1953年，陈掖贤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北京工业学校任教，被朋友们称为一个“很有良心、很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赵一曼的身世确认后，政府按照规定要给赵一曼的家属发抚恤金。有关部门通知陈掖贤去领，他却不肯，他说：“我怎么能花给妈妈的钱呢，妈妈为国家捐躯，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

　 1982年8月15日，54岁的陈掖贤病逝，没有给两个女儿留下任何遗产。

　 四川宜宾在修建赵一曼纪念馆时，要在馆门前立一尊赵一曼的塑像。仅靠赵一曼的那张照片，很难把雕像塑得惟妙惟肖。这时，有人想到了陈红。

　 陈红出生在北京，刚能下地走路时，远在四川工作的李坤杰知道赵一曼有了孙女，就多次写信给陈掖贤，希望把陈红送回四川当作自己的亲孙女来抚养，陈掖贤同意了。“父亲说过，奶奶自离家就再也没有回去，她与她二姐最亲。”

　 1976年9月，陈红作为知青到赵一曼出生的地方白花场黎明乡一曼村插队。“奶奶住过的旧房子除了房基，什么都没有了，但我经常一个人在老房子前徘徊，想寻找奶奶当年的痕迹。”从记事起，陈红就知道自己的奶奶是个英雄，但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还是通过小学课文和电影《赵一曼》了解到的。

　 四川宜宾在修建赵一曼纪念馆时，要在馆门前立一尊赵一曼的塑像。仅靠赵一曼的那张照片，很难把雕像塑得惟妙惟肖。这时，有人想到了陈红。于是，连着一个多礼拜，陈红每天都要去当“模特”，帮助人们还原赵一曼的英姿。赵一曼的塑像落成后，与赵一曼共同生活过的东北抗联老战士和宜宾白花场的老人们都认为，这个塑像酷似真实的赵一曼。

　 1988年，为纪念“九？一八”事变57周年，黑龙江省组织了一次纪念活动，邀请了杨靖宇将军的儿子等人参加，陈红也应邀前往。得知赵一曼的后人要来，当地群众聚集在一曼屯，从早上等到下午。看到陈红后，一位老大娘热泪盈眶，紧紧地拉着她的手说：“闺女，见到你，就像见到了当年的赵政委！”

　 每年清明节，陈红都要到宜宾赵一曼纪念馆去扫墓，有时一个人，有时带女儿文绢一起去。扫墓时，她总是自己买门票，在纪念馆里走上一圈，然后在奶奶的塑像前驻足，献上一簇鲜花。（本文得到武警四川总队宣传处周飞和四川省党史委员会杨永康同志的帮助）

　 专题撰写：新华社记者 白瑞雪 刘昕 徐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