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区别两组概念：见义勇为与履行职责，奖励与补偿，它们是不同的。对于孟军这一类见义勇为行为给予“重奖”，确切地说，首先应是补偿，然后才是奖励。补偿是弥补损失和代价，是应该得到的；奖励是给予荣誉或财物来鼓励，有提倡、引导的导向。奖励是象征性的，“意思意思”，可多可少；补偿是实质性的，确定 的，必须“到位”。

　 对于见义勇为，第一个层次的问题首先应该是给予相应的补偿，然后才是奖励。这种定位有非常明确的政策意义和社会意义，也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

　 第一，从社会分工的意义上看，维护社会治安是公安和司法机构等政府部门的责任，并不是公民的直接义务。从政府的角度看，政府不管养多少警察，也不可能保证“万无一失”。公民见义勇为，是对政府职责“缺失”的实时、现场“补救”，政府对此行为的补偿比供养更多的警察更“划算”。因此，政府应该责无旁贷地补偿公民见义勇为的付出，包括医疗费、误工损失，直至丧失了劳动能力、付出了生命以后，其家庭的生存出路和生活来源等。可能“单笔”补偿数额巨大，但总体看，投入产出比率更高。应该明确，补偿的给付主体是政府。当然也不排除捐赠基金等其他渠道，但这些只是补充和辅助。

　 第二，与警察等有法定职责的人比较，给予见义勇为者的补偿和奖励甚至可以更高一些。对于有法定职责的人，职责上也要求他们关键时刻必须挺身而出，否则就是失职。而公民出于高尚的道德或者说是道义上的动力，履行了应该由政府履行的公共责任。并且，警察、消防人员、军人等有法定职责的人，他们的待遇中本来已含有这种风险收益，比如工伤、抚恤金等福利待遇；表现得好可以获得“记功”、奖金等奖励。这些是由所在单位出的，且有明确的制度规定，必然能够得到。但公民见义勇为付出代价后去找谁？只有政府。政府必须比照有法定职责的人给予足够的补偿，以及更高的奖励。

　 第三，只有最基本的补偿到位，才能起到鼓励和号召的作用。当公民为见义勇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的时候，即使补偿再多的钱财物，对于他个人也没有任何意义，只是给其家庭提供了生活的经济支持，但也没有办法抵补其丧失亲人的痛苦。但客观上，在全社会普遍起到号召作用、起到震慑犯罪分子作用的必要基础，首先是足够的经济补偿。如果连基本的损失都得不到弥补，谁还会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