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档案
片名：柳堡的故事
出品：八一电影制片厂1958年出品
编剧：胡石言 黄宗江
导演：王蘋
主演：廖有梁 陶玉玲 徐林格等
故事回放
抗日战争中，新四军某连进入苏北水网地带的柳堡村整训。四班副班长李进和房东家勤劳漂亮的二妹子产生了感情。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李进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放弃了个人感情，随部队南征作战。岁月如水，抗战胜利结束，解放战争开始了。在一个春光明媚的艳阳天里，已升任连长的李进带着队伍再次路过久别的柳堡，当年的二妹子此时已经是一名经历了斗争考验的党员干部。一对有情人终于幸福地重逢了。
摄制故事
影片来自一个真实的故事。年轻的副班长徐金成认识了一个姑娘，“我们手也不曾拉过一拉，可是很要好”。后来，在日寇投降时的大反攻中，他在江南牺牲了。
“‘九九那个艳阳天，十八岁的哥哥细听我小英莲，哪怕你一去呀千万里，哪怕你十年八载不回还！只要你不把我英莲忘，只要你胸佩红花回家转……’谁家的姑娘在快乐地唱着歌，歌声中小船后舱板上并肩坐着李进和二妹子，那竹拖在后面起着舵的作用，小船顺水流着，流过倾斜的老柳树河湾里，鸭群在游着，小船越走越远，隐没在歌声里。”
剧本里这段清新的文字，化作荧屏上《柳堡的故事》让人回味无穷的结束画面。在这部当年不多见的以爱情为主题的老电影中，不知道是爱情让二妹子的浅酒窝显得格外甜，还是那一湾垂柳渲染了战争岁月中爱情的曼妙。尽管是黑白片，几代观众心里留下的，却是如同春天抒情诗般的阳光灿烂，绿意盎然。
这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导演、后来曾执导《永不消逝的电波》、《霓虹灯下的哨兵》等影片的著名导演王苹的经典之作。
没有大喜大悲式的冲突，全剧以一种淡淡的笔触依次展开爱情与部队纪律的矛盾、爱情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和爱情与革命事业的矛盾。相对于革命影片中通常以斩钉截铁或眼泪汪汪为标志的军民关系，李进和二妹子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微妙：二妹子为在屋里养伤的新四军副班长李进送水时，二人心中无不是小鹿撞撞，以至于险些打翻盛水的碗；“我挺喜欢她”，李进的直白让人顿觉可爱，尽管他的爱情观朴素之至―――“二妹子又会做衣服又会锄草，我妈临死前说过，就要找一个她这样的……”
影片来自一个真实的故事。《柳堡的故事》小说原作者、新四军老战士胡石言生前曾回忆说：1945年4月的一天，在江南天目山区，我到连里了解工作回来，年轻的副班长徐金成去接我。走到山腰的凉亭旁，我们坐下来，面对着红透竹林的晚霞，他谈了一会儿战士们的思想，忽然换了声调说：“我也有个‘军事秘密’呢！”于是，他告诉我，去年在苏北宝应休整时，在帮助群众劳动中，他认识了一个姑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们手也不曾拉过一拉，可是很要好”。部队要南下过江了，他知道可能从此永别，他很难过，甚至想脱离部队，去地方上工作。事过境迁，他说得很平淡。姑娘爱他，他有些得意；有过落后思想，他害羞；到底站稳了立场，他自豪。他的圆脸映着夕阳，目光闪闪地，望着竹林深处。他说：“呵，抗战真的快要胜利啦！”他没有说下去，我也没有问，因为晚点名的哨音响了。后来，在日寇投降时的大反攻中，他在江南牺牲了。”
“现在应该坦白交代，的确是谈恋爱的故事，虽然谈得那么淡，有如柳堡的一湾流水。”黄宗江说。
现实中遗憾的结局在影片中被幸福的重逢替代。把胡石言称为影片的“亲娘”、自比为“干娘”的影片编剧黄宗江告诉记者，胡石言曾经想过，牺牲的结尾更贴近生活，但是深想下去，觉得这样的想法是由于自己病中的不健康情绪：革命胜利了，个人的幸福却牺牲了。“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不也谈到，个人的利益要服从革命的利益，但归根结底，个人利益是与革命利益相结合的吗？于是，胡石言就把小说的结尾改成胜利团圆。在大堤上，李进和二妹子又见面了，这说明革命胜利了，一切都会更好的。”
由黄宗江和胡石言合写的剧本写了整整7年，改啊改，剧本却总是通不过。在指导员初次见到二妹子时，两位编剧写了这样一段心理独白：“我虽是指导员，看到好的女人也会注意一下的……”送审时，这句话挨了很多个“×”，黄宗江只好一再辩解说：“我们写的不是战士谈恋爱，而是不谈恋爱的故事。”
“现在应该坦白交代，的确是谈恋爱的故事，虽然谈得那么淡，有如柳堡的一湾流水。”黄宗江说。
当写到李进帮助老乡修房子时，黄宗江觉得这里应该有一段音乐，而且一定要是民歌体的，于是就把想法告诉作曲高如星，这便诞生了传唱半个世纪的经典―――《九九艳阳天》。“高如星，小八路出身，真是一个天才。”黄宗江为高如星早逝感到惋惜。
挑选“二妹子”的演员颇费周折，直到有一天黄宗江和胡石言在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看见陶玉玲。“她吃着冰棍进来了，我们觉得一下子找到了二妹子的感觉，很清纯，就建议导演用她做主演”。
虽然影片中没有一处真正意义上的谈情说爱，但是在那段以斗争为纲的岁月里，这部影片无疑是个异类，在历次运动中屡遭批判。因为同在牛棚中的黄宗江和胡石言交代了创作时与刘少奇《修养》一文的牵连，影片更是被指为“涣散斗志、瓦解士气”的“大毒草”，黄宗江也被打成“反革命”，一度被发配到甘肃天水。
闲聊中对方说起他们有一百多名同学，报名参加了“中国赴美参战海军”。这个信息一下子就吸引了黄宗江，“又赴美，又参战，又当海军，这可太称我的心了”。
记者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大院里见到黄宗江时，84岁的他正在伏案写作随笔《弃妇吟》。他戏称，编剧就像那痴情的妇女，总是遭受导演朝三暮四般的遗弃，虽心中不免有些愤懑，但是也只能盼望自己的“儿子”―――作品，对自己好一点。
对这位当之无愧的才子，有人称他为剧作家、演员、杂家，他到底怎么自我定位？黄宗江呵呵一笑：“这个问题，我用一辈子的时间回答你。”黄宗江的名字广为人知，还因为黄氏兄妹在抗日战争和新中国文艺史上的传奇―――二妹黄宗英在抗战中就是话剧舞台上的名角，后来又成了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三弟黄宗洛从小长相最差，谁也想不到他能当演员，但他日后却成为了一代“龙套大师”。
实际上，黄宗江的抗战经历，远不止于舞台。
1938年，17岁的黄宗江考入燕京大学外文系。他回忆说：“那时，北京已经沦陷，但周恩来等国共要员秘密致电校长司徒雷登，请他对抗日学生多加关照。校园里抗日情绪很浓。当时我身边的同学，有地下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抗日锄奸团分子。”
1940年12月，黄宗江决定离开燕京，他找到文学院院长周宪章说：“我要休学，我有抗日问题。”当天下午，司徒雷登就接见了他。黄宗江擅长表演，又是横渡昆明湖的冠军，在燕京大学是比较出名的学生，很注意学生动态、又擅长表扬学生的司徒雷登平时看到他，总会笑呵呵地问：“最近游泳了吗？”
司徒雷登劝他不要离开校园，但黄宗江抗日心意已决：“反正我是非走不可。”司徒雷登只好告诉黄宗江，到了外地有事可以找燕京的学生帮忙。在表达谢意之后，黄宗江离开了北京。
1944年，重庆。黄宗江在后来成为黄宗英丈夫、人称“二哥”的好友冯亦代家碰见了一位交通大学的学生，闲聊中对方说起他们有一百多名同学，报名参加了“中国赴美参战海军”。这个信息一下子就吸引了黄宗江，在他心中，很多作家都曾经当过水手，海明威、奥尼尔、杰克？伦敦等，“又赴美，又参战，又当海军，这可太称我的心了”。
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美国根据租借法案将8艘军舰移交中国，以配合美军向日本本土进击时担任护航任务，美国政府要求中国派出官兵1000余人赴美学习和接收军舰。这样，在报名参加完体检后，黄宗江就和近千名大学生和海军老兵一起，飘洋过海当了水兵。
黄宗江和同伴们到了美国迈阿密的一个海军训练基地学习航海、枪炮、救火等课程。在接收军舰前夕，因水兵长期对上级贪污他们的旅费感到不满，积怨日深。被分配在“永宁”舰上当声纳兵的黄宗江感到，上舰后大家的力量就会分散，于是建议拒绝参加接收军舰仪式，并写了传单。
传单在大家手中传看，黄宗江和几个代表走到值更军官面前，由他发言并递交了一份他起草的集体签名上书。黄宗江还捧着美方发的一盒写着“CHINA”字样的臂章，声称中国军人佩带英文臂章是一种耻辱，退交以示抗议。
当时，黄宗江做了最坏的打算，就像电影《叛舰喋血记》中一样，会坐牢、押送回国枪毙……可没想到的是，当局只抓了一些参与的中学生，而对黄宗江这批领头的大学生却不了了之。最让黄宗江感动的是，这批被抓的中学生很讲义气，没有检举他。当局没有什么证据，也就放过了他。军舰回到南京后，当局还来码头迎接，当然，对这些领头的大学生，还是训斥了一顿。
这时，日本投降已经近一年了，黄宗江便借口得了肺病，退出海军。
故地故人
柳堡有个“二妹子”民兵班，全部由一群平凡的农家女组成。
柳堡原名留宝，当地传说曰：从前，有位状元南下赴任，因大运河上匪夷为患，改走东荡，行至此地突遇风雨，便在岸边插下宝剑系船，雨后开船把宝剑忘在岸上了，故名留宝。后来这里又叫作刘坝头。
从刘坝头到柳堡，胡石言生前解释说：“我创作小说时认为这个故事的风格应该既是战争的，又是抒情的，地名也应如此。‘刘’便改为‘柳’，‘柳’字多情，但‘坝’字没有兵味，所以改写成‘柳堡’。”
小镇从此得名“柳堡”。一部文艺作品的名字后来正式成为永久性地名，这在当代中国并不多见。
今年4月，记者走进《柳堡的故事》拍摄地和故事发生地―――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柳堡镇。
柳堡镇地处扬州市北部，是个土肥雨沛、物产富饶的鱼米之乡。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柳堡镇有154名牺牲的官兵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如今走进柳堡镇，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桥梁都被冠以烈士的姓名。
当年电影中的“二妹子”，已成为一群像“二妹子”一样年轻姑娘的名字：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的“二妹子”民兵班，全部由一群平凡的农家女组成，至今共培养出162名女民兵。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个班先后86次受到市、县表彰，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次。
动员适龄青年踊跃参军，她们走在社会前列。在“二妹子”民兵班，送哥、送弟、送未婚夫参军入伍的故事数不胜数。“二妹子”邓桂花的未婚夫朱正华是独生子，家境好，本人又有近两万元的年收入，不太想当兵，父母也极力反对儿子当兵。邓桂花三天两头跑到朱正华家里做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解开思想疙瘩。好不容易做通父母的思想工作时，朱正华自己却又不想去了。朱正华担心从军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追到手的未婚妻会成为别人的新娘。邓桂花开导他说：“我还想当哩。你去当兵，替我实现梦想，我高兴都来不及，怎么会变心呢？”
鼓励家乡战士建功立业，她们倾注一片真情。为让柳堡籍青年成为合格军人，“二妹子”叫响了“战士掉队我们有责，战士进步我们光荣”的口号，主动当起战士的“后方指导员”。每年新兵临出发前，她们都要为每人准备“三个一”话别礼品：一双鞋垫，鼓励他们坚定走好从军路；一个日记本，勉励他们过好军营每一天；一句临别赠言，寄予对他们的厚望。军营里的柳堡籍的战士最令人羡慕：每年“八一”建军节，他们都会收到“二妹子”班的慰问信；每个春节，他们都会收到“二妹子”班的贺年卡；谁当班长、入党、立功、受到嘉奖时，也会收到“二妹子”班的祝贺信。
为了在比武场上夺冠，“二妹子”们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一次，扬州军分区举行全区民兵实弹射击比赛，宝应县人武部首先想到的就是“二妹子”班。参赛前训练正逢盛夏，40多天的艰苦训练中，“二妹子”们站在水塘遍地的荒滩上，双脚被水泡白了，皮肤被骄阳烤黑了，衣服上的汗水结成一层层盐霜。在对手大多是退伍老兵的赛场上，“二妹子”班巾帼不让须眉，夺得团体总分第一名。
营级干部杨勇伟见到自己喜欢的人，连纪律也不管了：“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不追，哪来的老婆？”
爱情永远是浪漫的，只不过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浪漫。
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上，有的将士像故事原型中的副班长和“二妹子”那样没能终成眷属，但也有幸运者收获了浪漫。新四军短枪队队长杨勇伟和女军医蔡南萍的爱情故事就颇具代表性。
抗战时期，杨勇伟是江苏省南通县短枪队队长，在反“清乡”斗争中，他每除掉一名汉奸，都随手留下一张署名“一枝梅”的传单。日寇断定这“一枝梅”是个飞檐走壁的侠客，到处贴告示，悬赏捉拿。老百姓叫他“抗日一枝梅”，新四军高级将领叶飞称其为“神出鬼没，使敌丧胆的短枪队长”。
有一次，杨勇伟负伤，到后方医院看病，蔡南萍正好是他的主治医生。他们两人都是从大上海投奔新四军的青年学生，相同的背景使他们很谈得来。
出院后，杨勇伟发现自己对那位女军医已产生了好感。“她待人好，医术好，是手术队长，在伤病员中威信很高，当时很多团以上干部追她。我猛写信，发起猛烈进攻。当时我只是个营级干部呢。”84岁的杨勇伟说。
杨老回忆，当时，新四军对于恋爱结婚有“285团”的规定，28岁以上、有5年党龄的团级干部才能结婚。营级干部杨勇伟见到自己喜欢的人，连纪律也不管了：“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不追，哪来的老婆？”
蔡南萍今年也83岁了。就在杨勇伟发起书信攻势的时候，她对“一枝梅”也有了好感。蔡南萍回忆道：“手术当中，杨勇伟与一般人不同，不用麻药，我觉得这个人是英雄。其实啊，我一直不知道他有‘一枝梅’的外号，也不知道他的那些英雄事迹，因为他不喜欢讲自己的事。直到抗战胜利40周年的纪念日，我才听别人讲起。”
新四军里的女性非常少，蔡南萍这样有知识有文化的女青年更会引人瞩目。因为他“好学习、会唱歌”，杨勇伟终于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追到了女军医。
采访结束时，两位老人不约而同说了一句“时髦”的话：“他（她）是我今生的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