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社会――来自农民工的讲述
编者按：
提到农民工，不少人的眼前立刻会闪现出这样的情景：追着老板讨工资，扛着大包挤火车，成群结队地蹲在街上乘凉，横七竖八地躺在路边过夜。他们穿着脏兮兮的衣服，汗臭味常常引来身边人的侧目……尽管生活在城市，他们却始终不是“城里人”。
本文作者也是农村进城打工青年，1992年10月从安徽潜山县来到北京，现在一家私企做文案。此前，他一直凭借理发手艺谋生。今年“五一”开始，他白天为农民工义务理发，晚上约他们在路灯下访谈―――本文作者用这样的方式走进了农民工的世界，也用最真实的笔触和情感记录下首都建设者的生活点滴。我们期望这份调查记录能帮助广大读者了解我们身边的“工地社会”。
他们怎么进入工地
可以说，工地上的农民工基本上生活在熟人圈里。每年过年回家，同村的老乡都抽个空儿见面聊聊，看看上一年谁干活儿的地方老板不欠工钱，工地行情好，有活儿干，需要人。过年回家时，工地队长会跟那些勤劳肯干、忠诚老实、与人相处得好的老乡打招呼：年后帮忙带些人一起来干活儿。
队长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工地的用人问题――用熟人自然踏实放心。另一方面，能有机会从家乡带人出来的人也会觉得很有面子，算是一种“成功”。到了外面，家乡人在一起有个照应，起码不会寂寞。多数农民工就是通过这样的熟人关系从乡村走进城市――这至少在心理上让他们觉得安心。而且根据熟人的经验，他们从家出门时就知道一年大概的收成。
据农民工介绍，他们进工地干了一周左右的时候，就被要求去签合同―――一份空栏里没有填写相关内容的合同。工地要求签就得签，不签就没活儿干，就得回家。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行不通的：首先是打破了全年的计划。从迈出家门起，家里就已将这一年要挣的钱计划出去了，半途而废就打破了这个计划。其次是浪费了时间。一年的时间被割裂了，来回路上、再找工作都要耗费的时间（且不说将要面临更大的风险）。乡下人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农民工多还是按这句老话办事。还有一点就是经济上不合算。来回路费要白扔，挣不到钱不说，吃喝还要花销。对农民工来说，要留下来干，就只能签字，合同的内容是什么其实并没有实际意义。
谁在工地最底层
根据建筑的需要，工地分不同工种。一般有泥瓦工、木工、钢筋架子工、油漆工、水电工等。泥瓦工根据技术水平又分大工、小工。在整个工地里，泥瓦工小工的工资最低，每天35元左右，还要扣去7元伙食费。其他工种工资差不多，一天50元上下，也要扣去7元伙食费。
现在年轻人出来打工前，都会先学个手艺，这样不但工资高，体力上也轻松些。在工地上做泥瓦小工的通常是年龄较大才出来打工的人，来不及学手艺，他们是最累、最苦的。如果工地是个小社会，他们就是处于最底层的。他们每天要提供两个大工干活的用料：背100斤一包的水泥、扛沙子、挖槽子等都是实实在在的力气活儿。不好干的活儿总落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好说话，头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干起来也卖力。
不少上了年纪的人说不好普通话，与人交流起来有困难，大多时候，他们都埋头干活儿，不怎么说话。不像年轻人，干活儿时说说笑话、打打嘴仗、哼唱些小曲，来排解苦闷。
农民工从小在家乡的土地上生活，一切乡土的习惯深深地刻在他们的骨子里：干起活儿来从来不知分别―――给别人干还是给自己干、多干点儿还是少干点儿、好干的还是不好干的，都一样实实在在，尽心尽力。
工头儿是怎么产生的
在工地上，有老板的人在监管农民工干活儿―――队长是工地的头儿，他说了算。他上对老板负责，执行工期任务，控制节约成本，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相当于老板在工地的代理人；对下分派任务，监督工人干多少活儿，干得怎么样，并以此来确定工分和工资。整个工地的大小事务，如材料预算、进出库、工程进度、质检、工人间的关系、情绪等，队长都能掌握。可以说他是个大能人。
一个能干的队长，对工地大小事务了如指掌，管几百人没问题。他既懂老板的心理，又懂打工者所想，能处理好与各方面的关系。工作上，他知道一个工人一天能干多少活儿，一个班一天能完成多少活儿，一个工地一天能完成多少活儿。他知道工人里有勤快的，也有懒散的；力气有大的，也有小的；有身体强壮的，也有体弱的；技术有好的，也有一般的……这些，他都能做到心中有数，综合搭配。对个人，分几天重活儿后，又安排干一两天轻活儿，轮流着来，既照顾到工人们的身体承受力，又让他们不得闲。
工人平时见不到老板，却能接触得到队长，知道他的家庭地址。队长是从普通工人干起，脑筋活络，勤劳肯干，技术过硬，又能替老板着想，就被提拔当了班长、队长。老板非常信任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工人们也乐于接受这样的领导。队长会设身处地为工人着想，至少他懂行，让人服气。所以，不少农民工把队长当成和自己一样出门打工的，信任他，把他看成最后的保障。
班长有点像村干部
由于工种不同，工人被分成不同的班，每个班都设一个班长负责管理。班长由队长直接任命，对队长负责。能当上班长的人要么是跟着队长干了很久，关系处起来了，要么是队长或工地其他头儿的亲属、朋友。这样整个管理层自上而下形成一个关系链，他们对上忠诚，相互之间也能信任。
班长的工资和大工的工资基本在一个水平上。他和队长一块吃饭，不用和工人一起吃7元一天的伙食；他一个人住一间宿舍，不用和工人挤在一起；他不用干活，具体职权是，将队长分的活儿落实在每个工人身上，并监督干活儿的进程、质量，向队长汇报，队长根据班长的汇报确定工人的工分。
凭着职权，班长周围自然形成关系网―――自己带来的亲属、同村老乡。他的亲属在干活时能长期受照顾，生活上更有令其他工人羡慕的便利―――可以偶尔在班长的宿舍里做从家乡带来的腊肉、腌鸡、腌鱼等。这些在老家很平常的东西放在工地里，价值就不一样了。班长的同村老乡干活儿时偶尔也能受到照顾，这对干体力活儿的人缓解疲劳是很受用的。
班长与普通工人的相处很简单，他管理工人，但也没必要成天拿出领导的样子，那样行不通，工人也不给他这个机会―――把活儿干完、干好，他就没什么可说了。工人只要把活儿干完，就可以提前下班，谁也不会说闲话，因为班长对谁都是一样的。就像在农村，只要干完活儿就没人管了。
班长这个职务虽然表面上什么事也不干，但在工地却是不可缺的。若没这个人，情况可能会很不一样。班长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看起来虽是闲人，可老板也只能养着，有点像村干部吧。
他们如何相处
工作中工人会与库房管理员有接触。库房管理员一般都是老板的亲属，工人们自然会尊重他一些，他也不会故意刁难人。农民工每天上班时需要到库房领取大件工具，如电锤、切割机等，领走时签名，下班归还划去名字，丢失赔偿。工具坏了不用工人自己赔偿，工地负责修理。小件工具，比如瓦刀、刨子等手艺上的工具需要自备。对于工人来说，这些工具在哪儿吃手艺饭都用得着，用起来也顺手。用料方面，“库管会”口头上强调节约，实际中却监督不到。但工人们也不会多领，因为“多领也没用”―――家不在这儿，带不回去，工地规定不让带工地物品出大门。
工地门口全天有保安，保安的职责是审查外来人员的身份，严格禁止与工地无关的人员进入。工人的朋友来探望的话，只能在工地外。保安还负责看管工人出门时有无携带工地物品，要是发现了，会重罚。罚多少队长说了算，就像小偷被逮住，要私了，就得人家说了算。对工人来说这不划算。所以工人与保安的关系是隐形的，他看他的门，工人走工人的。下班时间，他无权不让工人出门。工人人多，且都是些年轻小伙，保安不会故意和工人过不去。
一日三餐，工人都与食堂师傅见面。食堂师傅同样是与上级“有关系”的人，也是工人“最亲的人”。食堂有两三间房子，专门有一间餐厅供队长、班长等头头儿们吃饭。工人打饭是在工地休息区附近某一个固定的角落，要排队，打完饭要么蹲在外面空地上吃，要么回宿舍坐在床上吃。每天固定7元伙食费，主食管饱，两三天在菜盆里会看到些肉，但不能保证能打到碗里。这取决于工人与打饭师傅之间的关系：如果跟打饭师傅不熟，他会把菜里的肉拨到一边，留给那些与他相熟的人。这是食堂的行规吧，没有人为了这些，和他理论―――找气受不说，每顿都得吃饭，勺子还握在人家手里呢。
在平时，工人间彼此关照，谁的身体不舒服，在一起干活儿时大家就会照顾些。工作时间以外，基本上是老乡们在一块儿相处。一般情况，老乡总会被安排住在一起：首先是语言上没有障碍，平常说的都是家乡话，交流起来方便；经济上也要合算许多，比方说平常只要一个人打电话回家，同村老乡家里的情况都能了解到，谁家里有事急需要钱，老乡间也能互相周济一下；生活上，老乡也能相互关心，顺带帮着打饭、打水之类的。这些看起来是很不起眼的小事，但有个老乡帮忙，心里也感到很温暖。人离乡在外，无依无靠，老乡们在一起，心理上有个依靠，这是最让工人们感到踏实的。
晚上要是不加班，老乡们会一起到街上散散步，到热闹地方的路边坐坐，看看行人，或者到阅报栏看看报纸。有时打打牌，输赢的钱拿来一起喝酒。次数不太多，偶尔碰到谁生日就这样过。老乡间相处，完全是一种感情上的交流，身虽在外，想的、聊的还是家里事、家乡事，基本不谈工作上的事，因为太苦，钱在人家手里，谈这些是自找不快。
工地工人来自全国各地，语言、生活习俗上存在很大差异，所以不同地方的人形成特定的生活圈子，这个生活圈子比较内向，虽说谁都会偏向本地老乡，但基本还是保持平等，和平相处，很少滋事。大家出门在外，家里都有亲人、老婆孩子，不会有大冲突；小矛盾，都选择忍一忍，慢慢地自我化解。各地方人平时也会有些简单的交往，互相之间都有个同情心，都是相同的命运，虽然相交得不那么深，但还是令人愉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