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5月，江苏巡抚李鸿章给总理衙门大臣奕讠斤写了一封信。此信诞生在炮火连天的战场，当时李鸿章督师淮军，正猛攻太平军固守的常州，伤亡已达1600人。但李鸿章认定此信比城池得失更重要，因为信中所传达的信息，关系国家危亡。他鼓动朝廷立刻开辟另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学习西方科技，开展自强运动。此信开 宗明义：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常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至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纵心所欲之快。

　 两次鸦片战争，中国都被打败。可20多年来，中国人在做什么呢？还是千古不变的科举制度，还是在培养皓首穷经的封建士大夫。至于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或“以为不必学”，或“以为不能学”。此前一年，军机大臣奕讠斤命总理衙门开设同文馆，请了个西洋老师，要培养几个翻译人才，竟惹得保守势力大加抨击。《翁同騄日记》载：“同文馆之设，谣言甚多。有对联云：‘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李鸿章痛心疾首：再这么下去，不要说西方列强，就是小日本也会欺负咱们！

　 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夫今日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视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

　 十年前，同样受到西方列强欺凌。美国佩里舰队兵临江户湾，逼迫日本门户开放。日本做出让步，缔结不平等条约。日本国民上下一心，决心自强，卧薪尝胆，发奋为雄。他们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仿制西方器物。李鸿章信中说，日本人“已能驾驶轮船”，确有其事。二战后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写道：1860年，日本使节乘美国军舰渡美，日本人驾驶250吨的“咸临丸号”护航。“此前日本人没见过轮船，从学习航海技术到横渡太平洋，也只有几年工夫。但他们成功地完成了这次远航。这件事，象征着现代日本的序幕。日本在外国压力下被迫开放，但一旦决定开放，便在回敬西方的冲击方面，显示出敢于冒险的气魄和能力。”

　 面对这样一个日本，李鸿章近忧远虑。中国再不强大起来，日本就会像西方列强一样欺负我中国（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他不幸而言中。整整30年后，1894年，日本侵略中国，大败我北洋水师，中国割地赔款，连台湾都丢了，屈辱远远大于两次鸦片战争。史学家蒋廷黻先生说：“李鸿章在同治三年（1864年）已经看清，中国与日本，孰强孰弱，要看哪一国变得快。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之世界的、历史的意义，他一下就看清了，并且大声疾呼地要当时的人们猛醒与努力。这一点尤足以表现李鸿章的伟大。”但如何变呢？

　 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这就是李鸿章的药方：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建设近代科技工业，改革科举制度，培养现代化人才。蒋廷黻先生说：“这封信是中国19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有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我们应该再三诵读。”清朝官俗，一个人既是军机大臣、又是大学士，方可使用家乡之名称呼他，以示尊崇。安徽合肥人李鸿章是大学士，却从未入主军机，但他主持晚清自强运动三十年，朝廷上下公认他有首辅之实，故尊称李合肥。那么，这封信就叫“合肥宣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