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档案

　 片名：小兵张嘎

　 出品：北京电影制片厂1963年出品

　 编剧：徐光耀

　 导演：崔嵬 欧阳红樱

　 主演：安吉斯 张莹 张平

　 故事回放

　 抗日战争时期，生长在白洋淀附近的张嘎，目睹奶奶为掩护八路军被日寇杀害和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被敌抓走，决心报仇。他想 找到游击队跟他们一起生活。为了缴获一支枪，他把游击队排长罗金保误当作汉奸，闹了笑话。

　 在一次战斗中，嘎子真的缴获了一支“真家伙”，为了不让队长把枪收去，他不惜违反纪律，将枪藏进树上的老鸹窝里。攻打敌人据点时，他偷偷从养伤的老乡家里跑回参战，不料在途中被捕。在敌人审问时，嘎子刚强不屈，并在战斗中设法逃出，配合游击队拔掉岗楼，救出钟亮。战斗结束后，嘎子把枪主动取回交公。区队长正式宣布接收他为八路军小侦察员，并把这支枪交给他使用。

　 摄制故事

　 徐光耀说，在他的故乡，“嘎”就是调皮捣蛋、干点儿无伤大雅的小坏事儿，而且还有点儿可爱。

　 天高云淡，千里长堤上一排排参天大树巍然屹立，一个满怀复仇怒火的少年急促地奔跑。他来到水流湍急的河滩，脱下衣裳跃入河中，矫健地向前游去……

　 当画面定格在此，很多观众都不会陌生：他就是小兵“张嘎”。

　 电影《小兵张嘎》可谓群星璀璨：导演崔嵬曾以《红旗谱》中“朱老忠”一角获得首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更因执导《青春之歌》等被称为一代大师；“龟田队长”葛存壮是观众再熟悉不过的“坏蛋专业户”，摄影师聂晶则是执拍《神秘的旅伴》、《青春之歌》等影片、以突出人物、构图简洁著称的著名摄影师。片中的“老子在前方卖命，吃你个烂西瓜还要钱”、“别看你今天闹的欢，就怕明天拉清单”等，更是几代人至今仍津津乐道的经典台词。

　 当然，片中最耀眼的“明星”还是嘎子。这部以一种少见的轻松方式来表现抗日斗争的电影，使得这个浓眉大眼、虎头虎脑的男孩成为文艺作品和观众心目中最调皮可爱的抗日英雄。一位观众回忆说：“那时侯，嘎子迅速成为我们每个孩子的偶像，腰里别一把木头枪被公认是最牛气的标志。那个被俘虏的滑稽胖翻译官更成了我们取笑同伴的最损外号，而嘎子头也一时间成为小伙伴中最流行的发型。”

　 “嘎”是什么意思？《小兵张嘎》小说作者和影片编剧、著名作家徐光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他的故乡河北雄县，“嘎”就是调皮捣蛋、干点儿无伤大雅的小坏事儿，而且还有点儿可爱。凡带有这个特点的人和事，就称之为“嘎”。在徐老的故乡，如果形容一个人聪明、善于出招，称为“故点儿”。这个词的发音很特别，后两个字要连起来读。当年徐光耀在创作《小兵张嘎》时，曾想取名《小兵张故点儿》，但后来转念一想：这个词太偏了，读者也念不出当地的味儿来，就索性把名字改成了“张嘎”。至于他为什么要姓“张”，徐老说：“‘张’姓很普遍，正好代表了很多这样的人，而且‘张’字的口音很响亮。”

　 “这些事都是有来历的。”徐光耀一一列举小兵张嘎的“嘎事”。

　 “嘎事”一：往老鸹窝里藏枪。在一次战斗中，嘎子缴获了一支“真家伙”，为了不让队长把枪收去，他把枪藏进树上的老鸹窝里。

　 “这是我听说的一件真事，主人公是抗战时期深县（现深州市）的一个大侦察员，而不是小侦察员。”徐光耀记不得侦察员的名字了。或许，在“找敌人要武器”的艰苦岁月，这样的事并不鲜见吧。

　 “嘎事”二：跟老乡摔跤、咬人。胖墩儿想用自己的挂鞭（爆竹）换嘎子的假手枪，嘎子虽也看上了胖墩儿的挂鞭，但又舍不得自己的枪，于是就自负地和胖墩儿比赛摔跤，没想到却输了。嘎子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爱咬人，摔跤输了就咬了胖墩儿一口，胖墩儿骂他说：“你是属狗的呀！”后来，在追伪军军官和面对来抓他的匪兵时，嘎子也用了这一招儿，匪兵同样骂他：“你是狗呀！”

　 徐光耀说：“当时我身边的战友中，就有跟老百姓摔跤的，我把这些事放在嘎子身上了。”

　 “嘎事”三：堵老乡家烟囱。嘎子咬了胖墩儿一口，为此挨了批评，他就赌气把胖墩儿家的烟囱堵了。

　 “这件事说起来跟战争没有关系。”徐光耀说。1953至1955年间，他在故乡雄县的一个区任区委副书记。当时县里有一个叫“蛮子营”的村，社长就是一个很“嘎”的人。有一年的正月初一，正是农村过大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很重视，按习惯五更就得起床煮饺子。结果这个社长呢，半夜就爬到房顶上，把好几户人家的烟囱都堵了，害得这些人家的饺子都没煮熟。这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成年人“事迹”被作家借用，搁在嘎子身上，倒是更增加了几分孩子的可爱。

　 “嘎事”四：用枣刺扎车带。张嘎第一次遇到“敌人”，就用枣树上的硬刺儿，扎破对方的车带，完成了一个小小的报复。他忽然想到有个叫罗金保的侦察员用笤帚疙瘩夺下了汉奸的枪，自己的假手枪不是更行吗？不幸得很，这个“敌人”原来就是侦察员罗金保；但又万幸，因为这件事，张嘎才为罗金保所赏识，被带到地区小队当了小兵。“这个事情是我自己虚构的，也是迫不得已，小说写到那儿了。”徐光耀解释说，“不过，就用枣刺扎车带这个事实来说，我们那儿把枣刺叫‘指根’，非常硬，扎车带是没问题的。”

　 “如果说我的‘张嘎’有原型，就是当年的‘瞪眼虎’和‘希特勒’。”

　 几十年来，除了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还有一个问题同样让人感兴趣―――张嘎的原型究竟是谁？作品中的张嘎，有着不少民间传说中的“原型”。

　 传说一：在“嘎子”的故乡白洋淀，据说就有好几个原型，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便是老雁翎队员赵波。赵波一直担任雁翎队的侦察员，当年影片在白洋淀拍外景时，摄制组还请他到场，就服装、武器、作战等问题提供咨询。

　 传说二：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有记者在天津发现了曾被人们称为“燕嘎子”的燕秀峰―――他的确是冀中抗日根据地的英雄人物，作家魏巍当年曾根据他的事迹，在自己的散文集中专门写了一篇《燕嘎子的故事》。很快，大小报刊都认为他是“张嘎”的原型。

　 传说三：徐光耀本人就是“张嘎”。他也是13岁就参加了八路军，与“嘎子”同岁。

　 为了寻找答案，记者走访了北京、天津、白洋淀等地几位健在的当年雁翎队的领导及队员。在白洋淀，当年的雁翎队队员、后任雁翎队副队长的孙革老人谈到了一个名叫“张沉底”的小鬼，他认为这个小鬼最接近“张嘎”的原型，但他后来参加八路军跟部队走了，从此杳无音信；在天津，94岁高龄的原白洋淀区委书记徐健说：“就我所知，当时的抗战英雄里没有‘张嘎’这么一个人。这个形象是综合起来的，没有特定的原型。”在北京，徐健的继任、原白洋淀区委书记兼雁翎队政委马仲秋说：“‘张嘎’应该是雁翎队队员的化身，像他这样的人和事在抗战时期有很多。”

　 那么，“嘎子”到底有没有原型？如果有，究竟是谁？解铃还须系铃人。2005年5月，小病初愈的徐光耀欣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就像母亲谈论自己的孩子一样，80岁的徐老兴奋地道出了原委。“关于‘张嘎’原型的问题，我很想谈两个小人物，他们也是抗战中最早让我佩服的。”1942年至1944年间，徐光耀在宁晋县大队工作，邻近的赵县有两个小侦察员，一个外号叫“瞪眼虎”，一个外号叫“希特勒”。虽然年纪只有十二三岁，他们在那一带却是声名远扬。

　 因为邻近几个县作战常常互相配合，徐光耀便在战斗中听说了他俩的故事：经过了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后，冀中地区成为敌占区，县大队一般白天都在村里隐蔽，晚上才能出来活动。这样，白天的时候，大队就派一些侦察员到村子外或路口设暗哨，监视敌人的活动。一次，“瞪眼虎”和“希特勒”被派出去监视敌情，两个小孩子时间一长就开始玩起来了，忘了执行任务的事儿。没想到敌人突然出现在村口，等他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回县大队报告情况了。往回跑的话，必然让敌人起疑心。怎么办呢？两个小侦察员就假装打架，一个被另一个打哭了，撒腿就往回跑，另一个在后面追。就这样，他们跑回去报告了敌情。还有一次，两个小侦察员化装成要饭的，背着一个粪筐，到敌人的据点去。他俩不仅带回了敌人的数量、装备等情报，还把敌人的枪和手榴弹也偷回来了。

　 徐光耀说：“那时我也才17岁，也可以说是个大孩子。而且我这个人天性就有孩子气，喜欢文学，喜欢听故事，所以对‘瞪眼虎’和‘希特勒’的故事印象深刻。”

　 在现实中，徐光耀见过“瞪眼虎”一面，没有见过“希特勒”。那次，宁晋县和赵县的县大队配合围攻敌人的一个岗楼。徐光耀在战壕上看见一个小战士，倒背着一条马枪，枪口朝下，穿的是便衣，头上却歪戴着一顶八路军的军帽，有人说，他就是“瞪眼虎”。“那时他也就十三四岁的样子，帽子一歪，就有一股野气、嘎气。”徐光耀说。

　 在徐光耀195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平原烈火》中，就出现了一个小鬼“瞪眼虎”，虽然出场时挺活跃的，可后来被主角挤到一边去，没啥事可干。一位老战友看了后批评他说：“你怎么把个挺可爱的孩子写丢了呢？”徐光耀为此遗憾不已。“到了1958年我酝酿‘张嘎’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如果说我的‘张嘎’有原型，就是当年的‘瞪眼虎’和‘希特勒’。”徐光耀说，“但也可以说他俩不是原型，因为我并没有采访过他们，他们给了我灵感，但形成‘张嘎’的大量材料，都是在我的生活储存中一点一点挖出来的。”徐光耀13岁参军，身经百战，“我记得1944年的一天，我在日记本上统计时，就已经打了72仗了。”因此，他对在敌人眼皮下进行军事斗争的环境和方式太熟悉了。

　 这样，记者对于“嘎子”原型的寻访终于有了答案，这个艺术形象来源于抗战岁月里艰苦而丰富的生活。

　 故人故地

　 回民支队战士非常喜欢这些晚上还尿炕的“小八路”。被纠缠不过，马本斋把军帽一甩，绷着脸说：“你们这些捣蛋鬼，老子的秃头有什么好看？”

　 和很多以战斗故事为主的老电影相比，《小兵张嘎》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孩子成长的故事。像“张嘎”一样，抗日战争中，中国的很多孩子都是在战火中度过了童年。

　 在北京西郊的一间寓所里，记者就见到了这样一位在战斗中成长的老战士，当年被吕正操称为“小英雄”的78岁的回民支队老队员刘进。

　 刘进是河北安国人，那是著名的武术之乡。1938年春，刘进和近30名会武术的同学，被拉到安平县回民支队驻地慰问演出，表演了单拳、双拳、三节棍等节目，还集体演唱了昆曲《林冲夜奔》和岳飞的《满江红》。“来看我们表演的还有专程前来了解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情况的美国记者，他们边看边议论，还拍了许多照片和电影镜头。”刘进回忆说，“吕正操司令员看完后非常高兴地说，你们表演得很好，基本功真不错，很有精气神。第二天他又专门派人送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小英雄’，落款是‘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赠’。”

　 这次参观部队的经历让孩子们开了眼界，大家都想参军，但是年龄太小，事先又没有和家长商量，便被校长一个不留地全数带回家。

　 1939年，日本人占领了安国。“这时，回民支队派丁溪野阿訇悄悄潜入我们村，来接我们参军。消息传开，我们都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当夜要出发，各家都以最快的速度做准备。家长都是含着泪水送别小战士们的，行装破了，妈妈给补一补，换上一双跟脚的布鞋，带上两块路上吃的干粮，再加上一些急需的用品，找一块结实的包袱皮包住缠在腰上，又是行装，又可当腰带。这样，刘进等30个人，大的十五六岁，小的十二三岁，在50多岁的校长刘仁圃的带领下，来到回民支队，参加了抗战剧社。

　 战士们称抗战剧社是“咱们的儿童团”。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些晚上还尿炕的“小八路”。马本斋平时非常严肃，但只要和剧社里的孩子在一起，就立刻温和起来。一些顽皮的小鬼，和司令员打球、逗闹，有时还故意让司令员摘帽子。被纠缠不过，马本斋把军帽一甩，绷着脸说：“你们这些捣蛋鬼，老子的秃头有什么好看？”自己随即大笑。

　 刘进还记得这样一件趣事：1941年秋季，剧社来到滹沱河北岸的一个村子，房东的一只公鸡看见他们，就大声咕咕咕地叫了起来，然后领着一群母鸡跑到屋子里去了。原来，鬼子常来这里扫荡，抓老乡的鸡吃。这以后，只要看到穿军装的，公鸡就会带着母鸡躲起来。

　 剧社每到一个地方，就向老乡家借演出用的道具，并通知老乡晚上看戏，宣传抗日的道理和主张。不少老百姓纷纷报名参加回民支队。部队发展壮大很快，一个班里十几个人只有几支枪，有的战士只能佩带大刀和手榴弹。剧社早出晚归，活动了4个多月，每天步行几十里，通过宣传动员搞到枪支100多支，使部队的武器得到补充。马本斋高兴地说：“小鬼们辛苦了，别看人小，能办大事，就是打个大胜仗，也不一定能搞到这么多枪呀，给小鬼们买点糖和花生吃。”

　 那时生活很苦，冬天没有蔬菜，小队员就和群众一块儿吃点发酸发臭的腌树叶；粮食紧张，有时原粮来不及加工，就煮麦粒儿和高粱籽、黑豆。转移过河时，衣服湿了像铁一样，只能用锤子把冰敲下来。剧社的老炊事员孔宪增背着棵冻得硬邦邦的大白菜，看着小鬼们饿得实在可怜，就把白菜分成小块给他们吃。“那时吃上几口，觉得比平时吃的熟肉和馒头还香。”在平原遇上敌人扫荡，几乎天天夜行军，大家都不堪劳累，有时人困马乏，边走边做梦，前边的人站住了，后边的人还迷迷糊糊地往前闯，有的人前面拐了弯，后面的人还直着往前走，就失去了联络。

　 刘进说，在冀中平原坚持平原游击战的军民有两大创举，一是改造地形，二是“打狗运动”。党政军民齐心合力日夜奋战，短时间里在广阔的平原上挖掘了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村村乡乡通连、能通行人员车辆的交通沟，沿沟上做了掩体，可以随时和敌人战斗。由于斗争环境日益艰苦，我军多在夜间活动，犬吠会给敌人报警，因此小队员们深入群众，动员老乡主动打狗。

　 剧社的大量宣传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940年3月底4月初，“大扫荡”开始了。剧社随主力部队行动，以容城县为轴心，开展了“推磨战”―――“有时候敌人走了我们到，或者我们刚走敌人就到，说不清楚谁在追谁”。环境虽然危险，剧社演出仍然十分活跃。“我们抓紧一切时间演戏、唱歌、跳舞，群众第一次看到正规的八路军，非常激动。”

　 刘进回忆说：“后来，敌人计划分兵两路合击。我们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决定全军躲入白洋淀。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狂风大作，大家分乘200多只帆船钻入白洋淀深处隐蔽起来。鬼子追来追去，以为会抓到我们的主力，结果又扑了个空。”

　 专题撰写 新华社记者 黄明 吴登峰 白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