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一座神奇而美丽的城市。巴黎的时装，巴黎的香水，巴黎的咖啡馆……都成为中国人津津乐道的谈资，但巴黎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巴黎绝不是简单的时尚和风光就可以概括的。或许是因为中法文化年的关系，出版界新近推出了一系列介绍巴黎的图书，如湖北人民出版社今年1月份推出的《是禁果，才诱人》（李辉主编
，“人踪书影”文丛第二辑），新星出版社4月和5月推出的《巴黎，优雅？―――香榭女人，巴黎佬》和《小二，再来一杯咖啡：巴黎文艺咖啡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推出的《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当然，还有2002年由三联书店推出的畅销书《带一本书去巴黎》（林达著）。这些作者在欣赏巴黎的风景名胜之后，深入地挖掘了其背后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可以说是一场十足的人文之旅。
咖啡馆里忆当年
“《小二，再来一杯咖啡》比林达的书更有文化味，《巴黎，优雅？―――香榭女人，巴黎佬》显得更生活化，我们在开本和装饰上也力求更美的形态。”新星出版社总编辑刘刚告诉笔者：“我们的目的是做一批‘生活’系列的书，一种是指南性的，介绍中国人向往或想知道的某一文化形态下的生活方式。”
艺术工作者黄仁达从咖啡馆的角度研究巴黎的文化生态，追寻“毕加索、罗特列克、萨特、海明威……他们在巴黎狂飚的足迹”。据说巴黎的第一家咖啡馆是由西西里岛人普鲁寇比奥于1675年在杜尔农街口开设的，于1686年正式改名为“普鲁寇餐厅”。1689年，法国演员协会在普鲁寇餐厅附近成立，为它带来了更多的剧作家和演员顾客。18世纪，主编百科全书的狄德罗、撰写《社会契约论》的卢梭、著有《哲学辞典》的伏尔泰等学界文坛名流都是普鲁寇餐厅的常客。现代戏剧的先驱、以伏尔泰学生自居的博马舍，为庆祝其戏剧《费加罗的婚礼》1784年4月27日在拉丁区奥狄翁剧院首演成功，特意在普鲁寇餐厅举行了庆功宴。法国大革命期间，丹东、马拉和吉约坦医生等名人都经常光顾普鲁寇餐厅。
巴黎的咖啡馆也接纳了来自异域的文艺家们。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在巴黎当特派记者时去得最多的咖啡馆是力普啤酒屋，这家咖啡馆的买单处保持了19世纪末创立时的模样，“就设在旋转木梯的右边，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
海明威晚年还深情回忆过1921年至1926年在力普啤酒屋的快乐时光：“如果你有幸年轻时待过巴黎，那以后不管你到哪里去，它都会跟着你一生一世，巴黎就是一场流动的盛宴”，“这些人在有名号的咖啡馆内做着相同的事，只坐在那里喝咖啡，嚼舌根、互飙眼神；想见的朋友却一个都没找着，因为他们都被淹没在人潮中……”“在20世纪30年代，有一批尚未发迹远渡重洋而来的美国作家，就常常在这里享受巴黎生活，找寻写作灵感”，黄仁达说的是福克纳和菲茨杰拉德等美国作家和爱尔兰荒诞剧作家贝克特当年常来的玛莉咖啡馆。
萨特和加缪最后一次会面的地方就是玛莉咖啡馆，“他们因意见不合自此分道扬镳，再没有见面”。常去玛莉咖啡馆的贝克特的成名作《等待戈多》的布景只有一根光秃的树干，那棵光秃的树最后在不知不觉中长出了四五片嫩芽，黄仁达走在秋天的巴黎街头遥想当年：“人生如树，树如人生，秃挺的法国梧桐，一定曾经带给贝克特许多特别的联想。”
“巴黎，就是一个孤独者的城市”
《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是现居巴黎的自由撰稿人边芹在上海《新民周刊》的专栏文章的结集，和林达夫妇的《带一本书去巴黎》在风格上有一定相近之处，借历史名胜的现场寻访“发思古之幽情”。
中国人提到巴黎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浪漫”，边芹认为每一种文化传统都大致能提供一两个这类概括性的名词，“既然是概括性的名词，就很难是全面的。但旅游文化需要这种‘明信片’。”在《寻找海明威》和《诗人的梦想》两篇中，边芹试图摆脱“明信片”效果深入解释巴黎的气质。当年旅法的著名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坦，“总是慷慨地让嗜酒的海明威大喝果味很浓的烧酒”，她第一次对海明威提到“跨掉的一代”。细腻的边芹揣摩着，“似乎只有‘垮掉的一代’偏爱这座城市那被娇宠坏了的‘颓废’；那在色衰与妩媚间摇摆不定的‘淫荡’；那在午夜梦回时伸出无数触角捉住你的‘阴柔’”，“一战放血后的巴黎是‘女人气’的，这座城市每一次想变得‘阳刚气’一些，必是灾难临头的时候。”
寻访着海明威的足迹，边芹仿佛看到，“海明威时代，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初，这里每天早上都有牧羊人赶着羊群经过。住在拥挤的小楼里的房客，会拿着杯子下楼，拉住一头羊挤上一杯奶，再放几个生丁在牧羊人的手里。这是海明威每天早上打开74号四楼的窗户即可看到的景象。”如此鲜活的生活场景的还原并非边芹配合“发思古之幽情”的“合理想像”，“在这系列文章中，除了我的议论，纪实部分均有出处。”
安葬着“对法兰西作出杰出贡献者”的先贤祠也是边芹的游历重点。那里的标语“伟人们，祖国感谢你们”，让边芹想起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一个强调先人的某种精神不死；一个主要表达后人的知恩心理。这也部分地解释了我们只有一个时代的‘先贤祠’，而这个‘先贤祠’是没有时代分野的”。
安眠于“先贤祠”的伏尔泰和卢梭，“这两个无论从哪一点都截然相反的人”，引起了边芹的兴趣：“他们之间的争执，一共三次，三次便足以将以后的世界一分为二：左翼的右翼的、理想的现实的、英美派欧陆派、穷人与富人、东方与西方、民主与专制、自由与道德……很多东西都能在这两个人身上找到源头”，“伏尔泰永远摆脱不掉的是他的优越感，卢梭永远抹不去的是他的卑贱感。优越感反映到文学上，便是一种距离和冷静，卑贱感折射到文学上，则是一种真诚和热情”。
余中先的巴黎
《是禁果，才诱人》是《世界文学》主编余中先继1997年的《巴黎四季风》和2000年的《左岸书香》后的又一本人文游记，分“游走法兰西”、“巴黎文坛人与事”、“法国文学译作评”和“文化、翻译遐想”四部分。余中先曾于1988年10月到1992年12月在巴黎第四大学法国文学系学习，师从比较文学专家PierreBrunel，“我对巴黎几乎可说是比北京还熟悉”，“当然，这不是吹牛，可以理解为，一、我对巴黎确实很熟；二、北京变化太大，来不及熟悉”。
余中先在自序后附录了一份别致的“巴黎词典”，“也算是对我查阅过的一些词典的补充，也有助于对法国文化和文学感兴趣的人纠正一些常识错误，正视一些盲点。”读读这本“一个人的词典”，也可以收获不少关于巴黎的历史掌故：巴尔扎克故居的后门叫躲债门，它“直通塞纳河畔”；“保卫和发扬法兰西文化”是16世纪在法国出现过的呼吁，20世纪末又再度响起，法国人认为文化威胁来自美国；巴黎的流浪汉在乞讨时严格遵循“乞亦有道”的法则，他们面前的标语是“为了音乐，请给钱”；巴黎的文物古迹在维修时往往会蒙上画布作为面纱，“文明施工也得讲究艺术”；长期居住在巴黎市以及西郊的布吉瓦尔的屠格涅夫，“为追求女歌手波丽娜？维阿尔多，总是跟她做邻居”……
余中先关注的不仅仅是法国的老牌书评杂志《读书》和龚古尔奖获得者让？埃什诺兹这样的“大问题”、“大人物”，他还通过巴黎的日常生活体验中法文化的差异。
巴黎地铁的文明告示不同于北京公交车上常见的“老弱病残孕专座”，“车上带号码的座位特为以下人等保留，乘客应优先保证他们的就座：1．残废军人；2．普通盲人，工伤致残者，普通残疾人；3．孕妇，携带四岁之下儿童的人；4．七十五岁以上的老人”。
这个微小的细节让余中先认识到，“法国人强调为了战斗而受伤的军人，爱国主义体现在公交车的座位上”，“对小孩子的照顾侧重点不同，人家是照顾‘带’婴幼儿（四岁以下）的人，而我们好像是照顾‘幼儿’本身。法国人更愿让小孩子从小就懂得要锻炼自己，而不沉湎于父母的溺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