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岁的佘艳，一笔一画在病历本上写下：“自愿放弃对佘艳的治疗。”
她是趴在病床上支起的折叠小桌上写完这几个字的。说不清是幸还是不幸，这几个汉字，二年级的小学生佘艳恰恰都会写。
她当然懂得这几个字意味着什么。
“娃儿，我们没那么多钱。我和你爸爸两辈子都挣不到这么多钱。”姑姑的眼圈是红的。
“我晓得，我不医了。”佘艳安慰姑姑。
“要医，卖房子也要医！”父亲佘仕友低着头，甩出一句话。
“你那个房子稀烂，没有人要。你莫最后又没有房子又没有我，你两头空。”佘艳回过头来劝父亲。
“医好了，没有房子，我们两个人搭个棚棚住。”父亲抚摸着女儿的头。
“医不好，我晓得，我们没有钱。”佘艳决心已定。
佘艳不大明白自己患的“急性混合细胞性白血病”是个什么概念。但她知道治自己的病要花30万元。她私下里掰指头算过，这些钱，她家里几辈子也挣不来。
6月18日下午，佘艳代替不识字的父亲和姑姑签下“自愿放弃治疗”后，离开了成都市的这家大医院，回到四川省双流县三星镇云崖村二组的家里。按照医生的劝告：“这个娃娃，你们带回去算了，给她弄点儿好吃的……”
这个家，比她父亲打算住的“棚棚”其实好不到哪里：土坯房，一间不大的主屋，25瓦的白炽灯泡照出坑坑洼洼的地面，角落的阴影里摆着一张挂着脏兮兮蚊帐的木床；旁边的柜子看上去有点儿斜，上面放着的14英寸旧电视因此显得不大稳当；正对门的方木桌看上去有些年头了，原本做工就粗糙快要散架了；隔壁是间更小的灶房，也更加昏暗，有股霉味；一只母鸡和一大一小两只狗在屋里来回蹿着。
父亲和姑姑说起佘艳，用的词都是“很乖，很懂事”。她从没向家里提过任何要求。但签过字后，佘艳破例提了两个“要求”：从没穿过新衣服，想要身新衣服；从来没照过相，想照张相。“你们以后想我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了”。
第二天逢场，三人来到三星镇上，姑姑给佘艳买了两套新衣服，一套是粉红色的短袖短裤，一套是白色红点的裙子，各15元。然后到照相馆里照了两张相，一张合影，一张佘艳的单人照。
照相馆年轻的老板娘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孩子病殃殃的，不过倒是很可爱，大人说起这孩子得了重病，说着说着就眼泪汪汪的了，孩子抱住父亲的腰，说“爸爸不要哭了”，低着小脑袋，脸往父亲身上贴得紧紧的。
“她努力想让自己不哭，不过最后还是掉眼泪了。”老板娘自己有个一岁半的儿子，所以对那天这伤心一幕印象特别深，“照相的时候，让她笑一个，比个V字手势，一说就做，不像好多农村娃娃那样扭扭捏捏的。看得出来，她想在父母面前表现得活泼点儿。”
在外人眼里，这个三口之家该是一家人。可事实上两个成人只是姐弟关系，佘艳与这姐弟俩并无血缘关系，是当初佘仕友捡来的孩子。
1996年农历十月廿二日凌晨4时许，佘仕友到邻近的永兴镇去赶场卖背篓。途中，隐约传来一丝微弱的哭声，他寻哭声走去，却见泥路旁的草丛里用破烂的黑棉布裹着一个婴儿，上面插一纸片：“10月20日晚上12点”。
“你们城里头，猫儿狗儿掉了嘛，也要有人收养。这个娃娃，总得有条生路。”抱定“我吃一天，她也就吃一天”的念头，单身汉佘仕友收养了这个弃婴。
随后佘仕友遭遇了一个让他至今也弄不明白的规定：结婚未生育者可以领养小孩、满40岁者可以领养小孩。但像他这种不满40岁的单身汉，如领养孩子，哪怕是捡来的弃婴，也须上缴三四千元罚款才能落户。直到近几日，由于社会捐款所需，有关部门才匆匆为佘艳补办了户口。此前，她一直被视为“黑人”。
佘艳目前的主治医生表示：“严格说，佘仕友其实没有权利让佘艳代自己签字。因为按照户口，他们没有父女关系。”
但亲情早已超越了法律。女孩从小干瘦，经常生病。不识字的佘仕友为她取名“佘燕”，希望冬去的燕子能把她的病也带走。可进了学校，老师说10月间出生的，哪还有什么燕子？于是改名“佘艳”。
燕子没有出现，病真的来了。一个多月前，佘艳多次流鼻血，并且难以止住。到卫生所打针，针眼出血一样止不住。佘仕友连忙带女儿赶往成都某大医院，很快有了结果：急性白血病。
怕佘仕友不理解病情的严重性，医生对他强调：“就是那个日本电视剧《血疑》，里面那个幸子得的那种病。”佘仕友看过《血疑》，是当年全生产队围着惟一的一台电视机看的。他知道“幸子那种病”。
随后他被告知，这种病的治疗费用差不多需要30万元。他一听就“晕”了，这是一个他从来没有想过的数字。按照同病房人的说法：“30万！用背篓装都要装满满一背篓，背都背不动！”
用光了来成都时带的800元，又用光了借来的1000元，最后交了回村上到处“抓”来的1000元后，欠着医院800元的佘家，“自愿放弃治疗”，离开医院回家。
《成都晚报》率先报道佘艳的故事后，回家等死的佘艳重新被接到成都，住进了市儿童医院。紧接着，成都市民、全国乃至全世界开始为这个弱小的生命捐款。
钱有了，卑微的生命有了延续下去的希望和理由。
佘艳眼下正在接受化疗。为防止感染，她所在病室的玻璃门上贴着纸条，谢绝来看望的人们和记者入内。玻璃门内，佘艳正躺在病床上输液，床头旁边放着一把椅子，椅子上放一个塑料盆，她不时要侧身呕吐。
小女孩的坚强令所有人吃惊。她的主治医生徐鸣介绍，化疗阶段胃肠道反应强烈，佘艳刚开始时经常一吐就是大半盆，可她“连吭都没吭一声”。刚入院时做骨髓穿刺检查，针头从胸骨刺入，她“没哭，没叫，眼泪花都没流，动都不动一下”。
徐鸣的感觉是：“她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其他孩子不一样，她从来不可能提任何要求，根本就没有这种‘奢望’，有口饭吃就够了。我想她可能从来都没撒过娇”。
“撒娇？要撒哦！”父亲修正了徐医生的印象。她偶尔想买支铅笔，会抱住父亲，“爸爸，爸爸，给我5角钱嘛”；早晨去上学，会缠着父亲，“爸爸，送我嘛……不嘛，再送一段，到前头路边”；放学回来，去姑姑家，非要姑姑“抱一下，背一下”。
父亲在病室外和记者说话，见女儿抬起输液的手晃悠，于是呵斥道：“手放平”，女儿眼珠一转，冲他噘噘嘴，还得照办。
距佘艳的病房不远处，是层流室（无菌室），里面住着3岁的李鑫宇，同样也是一名来自农村的白血病患儿。就在佘艳入院前几天，眼看着仅有的几千元积蓄一点点用光，李鑫宇的父母无奈也只能重复佘艳父女的抉择。
他们并没有回避孩子，认为他什么都不懂。于是，他们问孩子：“宝宝，爸爸妈妈今天就带你回家好不好？”谁知孩子一听，拼命摇头：“我不回家，我要医病，要吃药药！”
孩子抓住妈妈的手问：“妈妈没钱了？”见妈妈点头，又抓住爸爸问：“爸爸也没钱了？”然后他伸出小手：“看，手上有血血了（刚入院时重度贫血导致手掌颜色惨白，经多次输血后有所好转），我快要好了！”
李鑫宇的妈妈告诉记者：“我们比佘家条件还好点儿，我们不是吃不起饭、穿不起衣服，但就是治不起这个病！你说，一千块钱吃顿饭，可以；一千块钱买身衣服，咬咬牙，也可以。但你住次院试试？要不现在农村里都说，吃得饱，穿得暖，就是住不起医院。”
她说，现在搞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乡级医院费用报销30％，县级医院报销20％，市级医院只报销10％，真要得个什么大病，这点儿报销“还不是杯水车薪”。
听说李鑫宇得了白血病，很多乡亲都劝小两口儿：算了，别花冤枉钱了，还不如再生一个。有些干部甚至暗示他们，到时候再给你们一个指标，不就行了。
“这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初闻此言，李鑫宇的妈妈伤心而又气愤。但最终他们夫妇只有认命。
所幸，“和谐社会”正在成为当下的时代强音。人类内心深处的同情心，再次跨越了现存的生命保障制度。不同肤色的手臂，正共同为佘艳和李鑫宇构筑一个遮风避雨的生命摇篮。据透露，截至6月30日，全球已为佘艳捐款达56万元；而至6月18日，为李鑫宇的捐款已近8万元。
几天前，佘艳在病房里用输着液的右手完成了小学二年级的语文和数学期末考试，老师当场阅卷，她得了双百分。语文试卷上有一道题，用下面各字组词：“贫”，佘艳组的词是“贫困”和“贫穷”；“亲”，她组的词是“亲人”和“亲爱”；“善”，她组的词是“善良”和“善人”。
病房里的柜子上，立着佘艳的单人照。她穿的是那天新买的粉红色套装，两只手都比着V字手势，头偏向一侧，开心地笑着。她姑姑说，照片取回来给她看那天，她笑得比照片上还高兴。
应记者请求，佘仕友进病房取女儿的照片，佘艳伸手拦住父亲，夺过照片仔细端详一番，才允许拿走。记者看罢，父亲正待将照片放回原处时，女儿又伸手拦住，把照片要到手里，仔细端详，然后小心翼翼地用被角把照片擦拭了几下，满足地放在自己的枕头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