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在北京的一个媒体见面会上，代人讨回工资的“农妇明星”熊德明，激动地讲述着她的首次温州维权之行：她先给温州市委书记写信，希望上级对她代为举报的单位查处，然后亲自去讨薪。

　 话音刚落，有人操着四川腔的普通话接道：“你的发言，给我的感觉是，在中国这个社会，走正常的法治渠道维权，不如像你走名人渠道。这会给社会造成一种误导，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去成为名人，然后才能解决问题。”

　 众人循声望去，说话的是位眼睛亮亮的小个子男人。他不客气地问熊德明：“你不觉得你是在利用名人的身份谈判？你这样做给通过法律维权的人很大的压力，因为弱势群体都会考虑通过名人、通过媒体来解决问题。”

　 会场陷入长久的沉默。

　 会后，这位不起眼的男子被记者团团围住。“你今天是带着困惑和愤怒前来阻止熊德明？”有人问。“可以这样理解。”他镇静地点点头，带着些不以为然，“我认为她这种方式给社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压力。如果什么事情都只能通过人治解决的话，还要法律干什么？我认为这对法律是一种不尊重。”

　 这男子叫张志强，对熊德明做法的异议，来自他20多年的打工经历和近4年的讨薪经验。他不是名人，惟一能够依靠的手段，只有法律。

　 20多年前，15岁的张志强从四川仪陇贫穷的深山沟里出来，走南闯北，捡破烂、蹬三轮、做小买卖、伐木开荒、修路架桥、建筑装饰……为养家糊口什么都干。

　 3年前，他孤身来到北京，凭着瓦木工的手艺，在工地每天干13个小时的活儿，住在人均不足1平方米的工棚。可是，4个月下来，换了4个老板，他却没拿到一分钱。找老板交涉，没人拿正眼瞧他。

　 倔犟的张志强急了，决定拿其中一个经理“开刀”。他先找劳动局，对方说不受理个人投诉。他又找到劳动仲裁委员会，人家让他直接上法院。

　 工钱都没有，拿什么打官司？他只好自己赶鸭子上架，开始学着写民事起诉书、辩护词，直至自己当庭辩护。

　 那段时间，他常常骑着一辆借来的破自行车，顶风冒雪一个半钟头，从北京丰台区蹬到石景山区法院。每次到法院时手都冻得伸不直，说不出话，得坐一个钟头，才能缓过劲儿来面对法官。

　 苦苦撑过了3个月审理、两次开庭，判决结果却出人意料。法院认为：“张志强与被告间的行为应为法人行为而非个人行为，驳回起诉。”

　 花了近千元，却告错了人，张志强咽不下这口气。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打工仔，一边找活干，一边自学法律，一边关注其他农民工的拖欠工资问题。利用晚上的时间，他趴在工棚里，吭哧吭哧写出3万多字的《农民工生存报告》。

　 其实，张志强瞧不起熊德明并没多少道理。他这次几近夭折的讨薪经历，恰恰是在媒体的帮助下，方获成功。2003年底，在中央电视台的摄像机下，张志强终于拿到了被拖欠一年半的120元工资。但也正因为如此，才促使他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走法律程序，一年半都拿不到工钱，媒体一报道，有关部门立即立案，还提前把钱给我？”他一点也不为此高兴，倒觉得结局十分可悲，“那些单位怕媒体却不怕法律。其实，一个公民最终拿起的武器应该是法律。”

　 他认准了这个死理，坚持走法律途径，终于讨回了另外几笔被拖欠的工资。渐渐地，张志强在京城农民工中间有了一些名气，一些拿不到工钱几乎绝望的农民工，纷纷找上门来。他来者不拒，凭着那点儿自学的法律知识，成了农民工的免费律师。

　 谭军彦就是四处打听着找到他的一个。她是河北农民，在北京某高校食堂打工。“都说我勤快，能吃苦，4年里我什么杂活都干。可我怀孕了，他们就把我辞了。”“你跟学校签过劳动合同吗？”张志强问。“签过。”“国家对妇女在孕期、产期、哺乳期享有劳动权利是有法律规定的。他们辞退你，你可以向劳动仲裁委员会请求仲裁，实在不行还可以打官司。”张志强给她支招儿。“我们家谁都不懂法，哪敢打官司？”谭军彦哭哭咧咧地说。

　 张志强帮她找到劳动仲裁委员会，最终却被裁决为：高校的行为合法。无奈，张志强只能再拾“法律武器”。法院最终判决：谭军彦是处于孕期的女职工，××大学依法不得与其终止劳动合同……应向谭军彦支付双方劳动关系续有期间的工资4505．40元；××大学未支付上述工资，缺乏正当理由，已属于无故拖欠，须依法加发拖欠工资的经济补偿金1126．35元。“很多人开始对我半信半疑，因为我既不是律师，代理诉讼又不要钱，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只有用成功的案例来证明我行。”张志强两眼放光，一脸自信，“我接手的案子基本没输过。”

　 去年，北京高校进行后勤集团化改制时，许多在高校后勤干了10年甚至20多年的农民工，都被高校强行终止了劳动合同，生活飘泊无依。谭军彦的胜诉，让他们重新燃起了希望。

　 这是一群长期被剥夺休息、休假权利的人，工资甚至低于北京最低工资标准，更不要提什么福利。毫不犹豫，张志强再次拿起了他的“武器”。或调解，或起诉，最终，70多位外来农民工，根据不同工龄，每人都得到了一次性经济补偿或生活补助费，少的6000元，多的1．6万元，有的还拿到了养老保险金赔偿。

　 一年多来，张志强接了几十宗案子，涉及上千名外来务工人员，还要兼顾给农民工讲法律知识，忙得四脚朝天。“就没在夜里12点前睡过觉。”他说。

　 在京城农民工中间，张志强现在已小有名气。可他却努力淡化着这种名人的色彩。“我要用行动告诉农民工们，受到侵害时，完全可以自己打官司。《劳动法》就是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去维护，不合理的状况就永远无法改变。”

　 长时间对进城农民工生活状况的关注，使他对法律的痴迷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一听‘农民工’三个字，我就特兴奋；一看到国家对农民工出台新政策，我就剪下来存着；只要参加有关法律的会，我不发言就憋得慌。嘿嘿。”

　 在《劳动法》实施十周年之际，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等权威部门召开了《劳动法》理论研讨会。研讨修改和完善《劳动法》，起草、修改《合同法》、《保险法》和《促进就业法》等单行法。

　 会上，高层政府官员和法律专家学者云集，仅有的4次征求建议发言的机会，被张志强抢了3次风头。“现在的《劳动法》就像一条残缺、破烂不堪的马路，我们是把它扩建成宽阔、高速的大路，还是去建更多的单行道呢？”他上来就发问。

　 接着，他振振有词地说：“我感觉现在政府是哪儿痒，就挠哪儿，制定越来越多的单行法，会给司法带来重重困扰和阻碍，在现实的劳动争议案中，很多条例、规定，相互矛盾、撞车，法官很难依法正确判决。与其制定许多单行法，不如把法律系统化。”

　 他还建议：“立法过程中，应大量征求劳动者的需求，让立法保护的对象共同参与。”

　 在多数人眼里，这个38岁的、瘦弱的农民工不过是一介草民。但张志强自己不这么看，在他的词典里，没有“草民”，只有“公民”。这个曾经只有讨回自己百余元工钱的卑微愿望的农民工，现在却滋生了更大的“野心”―――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每年我都关注两会，发现个奇怪现象：近3000名人大代表中，80％以上是政府官员和各界精英，真正的人民群众太少啦！中国现在有1．2亿至1．6亿的农民工，而他们几乎没有自己的人大代表。”

　 没人拿他的理想当回事儿。可在他，却像个即将实现的真事儿似的。“假如我能当选人大代表，第一要为农民工说话，维护农民工的权益，督促政府切实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内；第二要监督用工单位，保证依法雇佣，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在这个理想的鼓励下，张志强时刻觉得精力充沛。“我现在手头有9个案子，社会保险的、意外伤害的、交通事故的、工伤认定的、性骚扰的……都起诉了。”

　 除此之外，他还忙着到北京的各级法院寻找近两年涉及家政工的案例，准备和律师、专家共同起草一个《北京市家政工保护条例》，并推动政府尽快出台。“上海、深圳已经有了。”他对此充满希望。

　 张志强颠沛流离的打工经历，以及他传奇般的维权历程，吸引了一位研究社会变迁史的西班牙学者。她找到张志强，提出要长期跟踪，然后为他写本书，名字叫：《一个进城打工仔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