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门大栅栏最有老北京的热闹，这也是毛银鹏选择在这里开店的理由。就连商场经理也不晓得，这个没读过大学、租一个小小柜台卖鞋的湖北农民，竟然是第一届《北京文学》奖得主。今年初，他又凭同一部小说获得了老舍文学奖。

　 “我这叫大隐隐于市。”毛银鹏回到他花400元租住的破旧平房，蹲在地上，从柜子里 拣出封底印着他名字的获奖作品集，小心抚摸，满脸笑容。

　 他在墙上钉了几个钉子，用两根粗铁丝吊起个两尺来长的木板，便是书桌。桌上摆着文学奖的水晶奖杯。“没上过大学算什么？高尔基不也没上过大学嘛！”

　 毛银鹏回忆起早年的贫困，总是和寒冷连在一起。冬天，他用草绳扎紧裤管，寒气还是像针一样刺进肉里。多年后，他买了一条绒裤，热得冒汗，惊喜世间竟有如此保暖的衣物。后来他才明白，原来小时的棉裤，早被哥哥姐姐穿得徒剩其名了。

　 对一个生在贫寒之家的孩子来说，文学是一分奢侈。而毛银鹏偏偏痴迷这分奢侈。他宁愿挑粪也不愿割稻，只为“省下时间读书”。乡下买不到多少书，他把语文课本找出来，从小学一年级的课文读起，课后的习题，一道不落地重做。

　 做临时工，“别人甩锤我握钎时，我总用左手，右手避在一边。坐车时也总是左手靠窗，就是为了保护右手，好捏笔。”

　 当学徒没有时间看书，只有上厕所和排队挑水的时间可利用。他挑水时老让人，邻居们夸他是活雷锋，终惹得师傅脸变色；找对象，他首先问人家“是否高中毕业？是否爱好文学？”如不是，便免谈。

　 1984年，毛银鹏在《长江文艺》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小说。此后18年，他笔耕不辍，却再没发表过一个字。

　 一次参加县里的文学爱好者笔会，别人要他发言。他说，现在是农忙，你们在这里争了半天，也就议论那个女人端着茶杯时该不该穿衣服，你们要多看点名著，讨论点有意思的。直言惹来众多白眼，从此他不再参加此类笔会。

　 他曾把县城里那些所谓文学杂志的编辑当权威，小心翼翼地捧着自己的文章登门请教，却总被批得一文不值。后来为他赢得老舍文学奖的短篇小说《故人西辞》，更被批得体无完肤。“你写那些死尸做什么？没美感，毫无价值！”

　 但毛银鹏坚持“那些是好东西”。他写的全是故去的旧人。他们贫穷、善良、懦弱，命途多舛，都有着微不足道的追求或算不上梦想的梦想。

　 他写冬梅夏夜挑灯夜读，蚊子太多，长裤也挡不住，索性挑来冷水，把脚插进水桶里。他写西阳病重，他托人送去40元钱，西阳说惯例是20元，硬是退回20元。“我写的都是亲身经历，真实感受。就连奇怪的梦，也是做过后照录。”

　 他给全国所有知名文学刊物投过《故人西辞》，都是泥牛入海。多年后，毛银鹏来到北京，发现《北京文学》编辑部竟然离他的鞋铺不远。他把稿子送去，三个月后去问，编辑没看；又等三个月，编辑没看；再等三个月，编辑还没看。倒是杂志社卖书的大姐记住了他，把他的书稿交给另一位编辑，那编辑竟然特别喜爱，就编发了。

　 及至评选《北京文学》奖，毛银鹏获短篇小说二等奖。一等奖得主是苏童。毛银鹏却觉得，自己的更好些，苏童只是名气大。评委给了评语：新人毛银鹏对六位故人的叙述很是让人讶异，一是讶异他的文笔老练，二是讶异他的笔法的瘦硬，颇似鲁迅笔下的未庄系列人物。毛银鹏十分满意。他说，我是认真读了鲁迅的。我用生命来写作，笔下淌出的，不是墨水，而是鲜血。

　 毛银鹏常怀念家乡的土地。一次在北京图书馆门口看见绿油油的草地，他忍不住跪下，把头埋进草里，深深地嗅。又怕人笑，赶紧起来走了。

　 路上，他从口袋里掏出小本，记下自己的感受。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口袋里总有个小本本，夹支圆珠笔芯，有了灵感，立刻记下。日后收拾起来，又是一部新作。

　 获奖并没给他的生活带来多大的改变。他依旧在前门熙熙攘攘的人潮里卖鞋。老婆笑他，40多岁了，才得个新人奖，算啥？女儿也说，你要多花点时间在生意上，多赚点钱给我和弟弟交学费。

　 获奖后，他看的书越发上档次了。先前只买名著，现在只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书。不过他承认：“有的我不喜欢，有的根本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