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期间，清军主帅之一胡林翼视察军情，策马登山，举目四望，不禁踌躇满志：“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贼虽强，不足平也。”于是纵马驰至江边，忽见两艘西洋轮船，鼓轮奔驰，迅如烈马，疾如飘风。胡林翼脸色骤变，勒马回营，中途忽然吐血，差点摔下马来，几个月后，死在军营中。胡林翼有肺病，不能说是惊 恐而死。但他见到西洋火轮船坚炮利，一旦侵我中华，我无克制之术，不禁忧心如焚，确也加深了旧时痼疾。

　 1861年9月5日，曾国藩率湘军攻克安庆，立刻开始筹建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厂―――安庆军械所。曾国藩当时也认识到：“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内忧外患，至今已极，惟有引进西方科技，助我自强，日后才不会受人欺负。自强之术，一是革新政治；二是寻求人才，当前最为急迫的，就是学会西洋制造船炮的技术。于是命江苏巡抚薛焕遍访“格致之才”（科技人才），听说无锡有徐寿、华蘅芳二人，都是自学成才的业余科学家，立刻下令征召来署，让二人主持试造西洋轮船。

　 古代中国造船业，一直名列世界前茅，至清代，造船工场，规模可观。但中国的造船业，造的是以人力和风力为动力的木船，而西方近代造船业，却是以蒸汽机为动力的铁甲船。这差距就是“古代”与“近代”的分水岭。

　 此时，上海墨海书馆已因战乱而倒闭，幸运的是，徐寿、华蘅芳却在书馆倒闭前曾去访问，并购得《博物新编》一书。该书共三集，初集有“热论”一章，其中“蒸汽”一节载有轮船动力系统基本原理。这就是徐寿、华蘅芳当时所能掌握的全部蒸汽机知识。这当然不够，于是徐寿派出儿子徐建寅，继续搜罗资料，一点一滴不放过，一鳞一爪全拿来，东拼西凑，“潜心研究，造器制机，一切事宜，皆由手造，不假外人”，终于仿造出一个又一个机器部件，装备出一台蒸汽机。初次试验时，大小官员全来观看，蒸汽机发动起来，只一会儿便停转了，无论如何调试，它还是不转。官员们垂头丧气，上报曾国藩，要求换“洋匠”来造，但曾国藩却支持徐寿、华蘅芳继续改进。曾国藩说：“枪炮固属目前急需之物，而轮船亦不可不赶紧试造。造成此物，则显以定中国之人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

　 1862年8月2日，中国人自造的第一台蒸汽机正式试验，一个多小时后结束，试验场上的官员和技工都欢呼起来。《曾文正公日记》当日载：“华蘅芳、徐寿所作火轮船之机来此试演。其法以火蒸气贯入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汽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汽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汽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约试验一时。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也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简约的记载，道出这种“往复式蒸汽机”的基本运作原理，曾国藩自得之态，也跃然纸上。

　 然后便是试造轮船。中式木船，徐寿、华蘅芳乘过；西洋铁船，却只是见过，还是远远的，在江上一掠而过。如今要仿造，自然要看得真切些。二人在江边等了好几天，终于望见冒着浓烟的洋轮突突驶来，没等看清楚，又突突地远去了。二人垂头丧气而返，见到曾国藩，说了缘故。不久，曾国藩租赁了一只洋轮，调到安庆，停在江边。这一“无意”安排，使徐寿、华蘅芳抓住机会，细心查看了洋船构造。

　 1866年4月，轮船终于造成。这艘木质明轮船，载重25吨，长55尺，高压引擎，单气筒，航速每小时10公里，取名“黄鹄号”。试航之日，江岸人山人海。徐寿亲自掌舵，华蘅芳担任机长。汽笛声中，轮船启航，驶向大江，岸上人群欢呼雀跃。当“黄鹄号”返航靠岸时，曾国藩迎上前去，对徐寿、华蘅芳赞道：“好啊！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此后十年间，按照曾国藩的计划，徐寿、华蘅芳主持再造“恬吉号”明轮兵船，“操江好”等四艘暗轮兵船，终因成本过高，使“造船不如买船”之声甚嚣尘上。但“中国有了自己的火轮船”，已足以使中国人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