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6月，我的邮箱就
接二连三地收到标有“紧急”字样的邮件。
“这是来自北师大‘农民之子’的信件。我们现在在密云不老屯，这是昨天我们发现的一个急需救助的孩子，校长说起他的病情时非常惋惜，眼里含着泪，同时显得很无奈。我们主动要求帮孩子募捐，虽然我们不是爱心社，但这是良心的声音。”
“今天是儿童节，有多少幸福孩子的欢笑，又有多少贫病孩子的声音呢？农村孩子的声音太微弱了，然而他们的生命，同样宝贵。”
以前，在采访“农友之家”、菜农的“烦忧热线”、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培训、打工青年艺术团时，我总听人提及“农民之子”。
跟随着今年这个炎热夏季一块来的，还有热翻大学校园BBS的“芙蓉姐姐”，一张张挺胸撅臀的“芙蓉照”，赢得不断攀升的人气儿和点击率。与他们的同学比，得空就跑去和社会底层的农民、农民工、打工子弟接触的“农民之子”，是不是有些另类？
北师大的“农民之子”学生社团成立有6个年头了。
“那会儿，真的觉得挺苦闷、挺困惑，不知道毕业后干什么”
“郁闷这个词，成了当今大学生的流行语。”
赵玲现任“农民之子”第3届会长，是历史系03级研究生，本科在上海华东师大读的。她说自己也有过郁闷期，上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在城市长大，家里娇生惯养的，很少接触农村和农民。到上海读书后，整天琢磨着怎样才能过上小资生活，可一时半会儿也过不上，郁闷得很，常莫名其妙地空虚。”业余时间，赵玲参加了辩论、英语演讲、旅游、游泳等学生社团，主要为了锻炼技能和娱乐。
大三时，她来北师大交流学习，校图书馆正搞“农民之子”展览，几大板会员下乡的图片，让赵玲发现了另一片天地，觉得特新鲜：原来大学校园，还有这么一群人。“我们班上就有一个‘农民之子’的同学，他提出的问题很有深度，人也显得比我们成熟，有责任感，总之，觉得他很特别。”
接触“农民之子”后，她发现那些人活得很有激情，挺阳光的，积极向上，总在做事情，从没听他们喊“郁闷”。
赵玲说很多同学像她一样，上了大学后一直在找，找自己人生的定位、方向，可是找不到。她周围的人要么忙于考研、出国；要么想法子留在上海成为一个白领。大家都沉浸在这样的氛围，跟着潮流走，否则就怕自己落伍了。“别人做什么，我也跟着做什么。别人想出国读托福，我也赶紧报一个班。总是被动的，不是我真心想要的，很盲目。而且这么做，也给家里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就是真出国了，我也不知道出去干什么。那会儿，真的觉得挺苦闷、挺困惑，不知道毕业后干什么，自己的幸福在哪里？”“那你现在找到了？”我叮上一句。
她的眉头一下舒展开了，放松地说：“找到了，是到了‘农民之子’后。”
接触社会底层的机会多了，赵玲改变很大，学会了反思。比方以前，一想到农民、农民工，她会感到很恐怖，觉得他们又脏、又粗野。到了“农民之子”后，看到的并非如此，就自我反省：我是不是天生就有一种歧视，根本没把他们当成人，当成像你我一样平等的人？
再比如说，现在，大学生都说找工作难，其实并不难。“之所以难，是因为我们总是眼睛向上看，往国外看，却没有往自己的脚下看。像孙恒他们的‘农友之家’，做打工者培训，面对的是多么大的群体啊，他们那里就特别需要大学生，还有打工子弟学校都需要我们。再看看中国的农村，那是多广阔的天地，也特别需要有知识的人，去为农民做事情。”
我疑问，一头扎进穷人堆儿里，难道就不考虑生存，不想挣钱？
她讲因为家里并没马上要自己回报，所以考虑得少。参加“农民之子”，得到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东西。最大的体验是内心有一种踏实感，活得挺充实，也挺快乐。不像以前，总有一种脚不着地的感觉，整天飘飘悠悠的。
采访中意外得知，赵玲已经嫁给了创办“农友之家”，又是“打工青年艺术团”团长的孙恒。“怎么着你也是一个研究生，父母同意你嫁他，同学们怎么看？”
提起这个，赵玲笑眯眯的。她爸妈开始是不同意，赵玲就把孙恒带回老家重庆，将报道孙恒的报纸拿给父母瞧，知道两人在一起做的事情，父母最后很支持。
他俩的家，安在北京五环外的东坝，城乡接合部，租的是一间农民的小平房，每月房租只要100多元，周围住的全是打工者。
“他们纯朴友善，好相处，经常是大家一块做饭，一块吃，人情味儿特浓。我跟孙恒在一起，也算是志同道合吧，挺幸福的，同学们还羡慕我呢。”
“每每念及家乡父老，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
每周日晚，“农民之子”的几位执委要在固定教室开例会，其他会员自愿参加。小结一周工作，再布置下周事情。“开门办会”，是“农民之子”的原则之一。鼓励会员做实事、勤实践、多积累，哪怕去给打工子弟学校上几节课也好。从2001年开始，“农民之子”组织同学去打工子弟学校支教，每年平均7～10周，今年有100多人参加。
去年，他们最大的活动就是在北京13所打工子弟小学搞作文竞赛。“平时，真是很难走进这些孩子的内心世界，总是我们站在外边说他们。要让他们自己发出内心的声音。”
除支教外，去农村调研是“农民之子”最常规的活动。这个暑假，他们一队去河南登封，另一队去河北尚义。“农民之子”的会员，60％来自农村。
这些身上还带着泥土气，刚刚跳出农门的农家孩子，本以为自己对农村很了解，可到了“农民之子”后，发现自己并不真正了解农村和农民。
“越是熟悉的地方，往往可能越漠视它。”现实的农村和他们的想像完全不是一回事。农村贫困、破败的景象后面隐藏着深刻的社会问题。“只有深入进去，才会知道它的根结是什么，才能看到希望在哪里，才知道自己该怎样做。”
一次下乡调研带来的真切体验，甚至让他们终生难忘。在众多的下乡笔记中，有一篇《贵州行记》，能看到这种心灵震动：
“就因为一个字：穷！穷得让人触目惊心。”
在路上，他们遇见一个残疾人领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小女孩穿着过季的厚衣，光着脚，买不起鞋。在学校，也能看到有的小学生穿着脏兮兮的不合时令的衣服，鞋子露出脚趾，鞋底靠着残破的鞋帮努力、艰难地挂在脚上；有的人家五六口人挤在一间木房里，孩子的奖状无处可贴，只能贴在柜子的里面；有的全家就一张床，孩子竟睡在地上，还没有被子，只有一堆黑乎乎的烂布头、破棉絮；有的家徒四壁，几块木板就算是墙壁；有的土房子在风雨中时时有坍塌的可能；有的点不起电灯，甚至用不起煤油灯，只能点自己采集的松油；有的孩子为了凑够学费，放了假就到城里蹬人力车；有的孩子父母双亡，十几岁就领着弟妹过活；还有的孩子，父亲死于煤窑坍塌，有的死于肺结核，有的流落他乡杳无音信。
“种种凄苦悲惨之状，使人不忍细述。种种的辛酸不幸，竟如此集中地呈现于一个小小的村庄，呈现于我们的眼底，使人难于呼吸视听！以初来时的那种游客心态来看这方山水，还觉得处处皆成美景，而今再看时，觉得这些景色只是一块幕布，这幕的后面演绎的，竟是一出出人间惨剧。为什么会这样？
“退耕还林，再加上超生，人均耕地不断下降，村民种的粮食仅够糊口而已，有40％的家庭在温饱线上挣扎。山林是动不得的，到处都贴着醒目的红色标语：谁放火烧山谁坐牢！村民可以上山捡点柴，但是想把山林变成自己的财富，就会受到严惩。除了种地，还有一个收入来源，就是挖煤。
“矿工很苦，由于没有什么防护措施，煤层又比较浅，因此煤坑也挖得很低，只能供一人爬进爬出，已经发生过几起塌方伤亡事故。但是，受到每天二三十元收入的诱惑，很多人根本不认为这是一件危险的事。他们笑着说，没事，安全！
“或许，由于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生命状态处于生与死的边缘，很难分得清生与死、饥与饱的界限，所以他们会觉得往前一步和往后一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吧。贫穷，使高贵的生命也变得不再值钱。“生命已不值钱，为了苟延今天的生活，除了借高利贷，明天的生命也可以透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条可怕、可悲的找钱途径：卖血。“每家每户，都可以拿出不止一个《卖血证》给你看，没有什么避讳，因为村里90％以上的成年人都卖过血，大家心照不宣。有的卖血者，虚弱得连干活都没力气，常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却没钱治。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自己就只能卖血了，而人的血，又怎比得上淙淙的山泉，长流不息？卖血求生，应该是人类为生存所能采取的最穷途末路的手段了吧。
“我们悲哀，但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可以阻止。如果马上切断卖血的途径，恐怕又不知会有多少孩子，要从学校走向艰难的打工之路。
“在学校，那些穷苦人家的孩子多是沉默、害羞的，即使主动跟他们说话，也极少开口，绝不多说一个字。这些幼小的心灵，承载了太多的苦难，快乐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种奢侈的东西了。”
这样一次次地下乡，让“农民之子”与农民，有了息息相通的理解，有了割舍不断的联系，更有了时时刻刻的自省。
已经毕业离校的老会员写道：“每每念及家乡父老，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家国天下的大义与个人忧喜悲愤交织在一起，往往使自己时而昂扬、时而伤感；时而激愤、时而焦灼。平常心倒成了一种很不平常的心境了。”
面对一个失衡的现实世界，“农民之子”关注的是一群最不易被人注意的人群，从事着并不显赫一时的事业。环顾周围，太多的东西在压迫和诱惑着人们，保持一颗从容淡定的平常心，何其难也。
“唯其不易，愈显其可贵。如果我们没有很坚强的信念，而是时时渴望别人的喝彩和赞誉，并以此来评判自己，那就会失去自己的目标和价值，失去内心的平静。
“在‘农民之子’，有一个声音时刻提醒着我：你是农民的儿子，根在农村，你不能忘本，你要学会感恩。因为只有知道了这些，你才不会在这个世界上迷失方向。”
《农民之子》期刊上，有这样一首诗：
“故乡的路／我愿意它是一根绳子／绑我回去／但它是一条鞭子／狠狠抽我／走得愈远／抽的愈重／故乡啊／我在流浪的途中含着泪水／回头喊疼”
“学会这些，我就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了”
“当我拼得精疲力竭时，‘啪’地掉在了北师大的门口。”
从宁夏农村来的王军华，笑谈自己作为新生时的状态。到校报到一个多月后，他加入了“农民之子”，一直待到今年毕业。
刚来北京，王军华最大的感受是孤独、茫然，人特难受，一下很难适应大城市生活。从小到大，他就没出过县城，对大城市的了解全是从电视上看来的。解脱的方法是死命地看书，再就是长跑，跑马拉松。
他也想过跳出农民这个身份，跳出这个圈子。可是每跳一步，都感到很害怕，不知道这一步，自己会跳向哪里。有找不到根的感觉，漂浮在北京这座大城市，活得很不真实。如果没有“农民之子”，王军华说自己现在很可能会挺颓废、失落的。
每个寒暑假，加上节假日，王军华都往农村跑，往打工子弟学校跑，往“农友之家”跑。“如果不去跑，停在原地，你永远不可能知道现在的农村是什么样，农民的问题在哪里。”
他读大一时，“三农”问题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农民之子”已经去农村做调研了；大二，他参加了支教；大三，全国的大学生才开始普遍“三下乡”；到了大四，王军华和“农民之子”，参与了温铁军倡导的“新乡村建设”活动，在农村试点成立农民经济、文化合作组织，目的是提高农民的自我组织能力，以对抗市场经济的冲击。
“假如我直接跳到‘新乡村建设’，不知道以前农村发生了什么，会很生疏的。”他说有了几年的积累，对以后成熟自己的思想和理论，肯定有帮助，起码不脱离实际，不会太偏颇。
在北京，王军华给农民工做过培训，还替他们讨过工钱、维过权。
有个19岁的甘肃小伙子，在北京干保安，被扣了工钱，老板还打了他，拿烟头烫他。王军华和“农友之家”的人去了，双方争执得很厉害，最后他打了“110”，事儿才了结。
好多农民工的权利意识不强，有些事明明违法、侵权了，可他们往往只是忍，宁可委屈自己也不去争。王军华他们就是想通过这类事，告诉工友，这个社会有公正在、有法律在，你不敢抗争，只能永远被欺负。
我问王军华，本来就是从农村出来的，又泡在“农民之子”，怕不怕同学说他老土啊、不时尚？“我讨厌‘精英’这个词，也不喜欢什么‘天之骄子’”。王军华对自己的定位是：在大学读书的“农民”。他不避讳自己是农村来的，敢于说自己就是农民的孩子，而且，还要加入“农民之子”，为农民做事。“我没有自卑，我有自尊。事实上，同学们很尊重我。毕业时，他们说会很想我的。为什么？因为我是在为弱势群体服务，我是在做别人不想做的事，而且坚持这么长时间。假如我不执著，图新鲜，闹着玩，别人就会认为我有病。”
在学校，“农民之子”可能属少数派，他们要让自己有很强的信念，要时刻跟社会上所谓的主流东西抗争，这样才不被同化掉，才可能不受影响。
我又问，业余时间净忙这些事，会不会挺浪费时间的？“不浪费！”王军华答得挺干脆。“假如不干这些，我干什么去？”他又道。“上网看看‘芙蓉姐姐’什么的！”我说。
这次，他答得更干脆：“天天看她？那我才有病呢。她都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活、为谁活？”
大学4年，对王军华来说，比完成学业更重要的，是“如何构建和完善自己的人生境界”。他一直在找，并不断地总结自己寻找时的想法。
面对市场经济浪潮，人人都在疲于奔命自己的生计，劳累于自己的生存，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迫切问题；但作为人，还必须为自己活着找一个理由，如果找不到或找不对，人的一生就会很痛苦。一位哲人说过：有三种简单然而无比强烈的激情左右了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探索和对人类苦难的难以忍受的怜悯。
王军华庆幸，在如今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自己能加入“农民之子”这样的社团。待在“农民之子”里，能让他冷静地思考自己与人生、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宁可被别人称为另类也要关心国计民生，关注弱势群体并因他们遭受的苦难而潸然泪下；渴望着能尽一己之力帮助他们。在奉献的过程中，能让人感受到人间挚诚的爱。同时，为寻求解决之道而思考探询。
“我在‘农民之子’最大的收获是：找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契合点。我学会了如何抉择，学会了用理性思考问题，学会了宽容地对待每一个和你个性相左的人，学会了用一颗平和、冷静的心面对世界。学会这些，我就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了。”
刚刚大学毕业的王军华，选择去“农友之家”工作。
农友需要什么，他们就去做什么。这是“农友之家”做事的方向，思考的立足点。王军华认为“农友之家”存在的意义，是给打工者这个群体一个依托，为他们说话，为他们做事，甚至为他们唱歌。让他们在北京这座陌生的大城市里，有一个自己的家。
作为老会员，王军华希望“农民之子”，还能培养出更多具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有深厚人文和理性基础，更有一颗追求平等、博爱之心的人。
“哪怕有一个人做，哪怕只挽救一个人的生命，也好啊”
整个6月，几乎每隔一两天，我都能收到“农民之子”的邮件，一封接着一封，源源不断。在他们不屈不挠的发送中，我知道了救助活动中的每一个重要细节，也开始熟悉并惦记那个叫穆玩宇的男孩。
穆玩宇今年12岁，得的是白血病，父母是密云不老屯农民。发病至今，他家花掉了15万元医药费，一贫如洗。
因基本丧失造血机能，前段时间，穆玩宇每隔20天输一次血，后来是每9天输一次，现在要7天一次。如果做“骨髓移植”手术，有50％存活的希望，但费用需40多万元。“农民之子”的救助，就是帮穆玩宇筹得手术的一半费用―――20万元。这个数目，对一个学生社团来说难度太大。
今年6月，是赵玲他们悲喜交加、备受考验的月份。为了跑捐款，他们到处求人，可一个月下来，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做好事有这么难，碰到的多是冷漠怀疑，还有白眼。“一开始，没觉得这事有多难。可能我们过于乐观、理想化了。”赵玲平静地说。
他们最初想：只要一呼吁，社会上就会一呼百应的。有那么多媒体，有那么多学生社团，积少成多，20万元，应该没问题。事实上，“农民之子”第一次发出了几十封邮件，第二天，只有温铁军响应，捐了2000元钱。到现在，也只有一家报纸报道了。“媒体说，现在这种事儿太多，找不到新闻点；与各高校的学生社团联系了，但同学们正忙于期末考试。”
花了十几万元，也没治好孩子的病，穆玩宇家本来已放弃了治疗。大人骗小孩说医院没有床位，所以不能住院。只是想给孩子多吃点好的、喝点好的，就算了。“其实，这就是在等死！”赵玲很不甘心，“是我们，又燃起一家人的希望，说什么我们也要坚持下去！”“可你们毕竟是学生啊，筹20万元，是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问赵玲他们。“当时，我们完全可以不管，听说光密云县，像玩宇这样的小孩，就有十来个。可是，如果你不做，我不做，大家都不做，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哪怕有一个人做，哪怕只挽救一个人的生命，也好啊。慢慢地，别人看到我们在做，也会参与进来，也会跟着做。人人哪怕只做一点点，就会改变很多啊！”他们回答。
钱筹得不很顺利，到后来，“农民之子”提的口号是：一块钱，一滴血！“能筹一块是一块，起码可以延续玩宇的生命。只要一输血，穆玩宇跟正常孩子一样，很活泼。可一不输血，他的嘴唇是白的，人马上就蔫了。”
救助中，赵玲说他们也时不时地被感动着。
在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听说玩宇的事，小孩子们都哭了。他们反倒比成年人更有同情心，不像一些大人那么冷漠。本来学校也很困难，但他们还是把别人捐来的钱，又转给了玩宇。没钱的小孩，就给穆玩宇叠纸鹤，去医院、去他家看他。到密云，得坐五六个钟头的长途汽车，坐得小孩子都吐了。“真的，他们比我们做得好！”“农民之子”先是在北师大搞了首场募捐，6月5日～11日。会员们一阵忙活，有人一大早爬起来写宣传海报，分别写出校园版、小学版、幼儿园版、留学生版的“爱心倡议书”；有人负责联系医院做医学证明；有人布置场地。校内捐款一周，共募得21086．04元，这给“农民之子”带来了一份信心。“10所高校，不就筹够20万元了。我们再拼命游说别的学校，明天去清华，去他们的总裁班。已经联系好了中国政法大学，他们同意我们去搞募捐。宋庆龄基金会婉拒了我们，但我们还要去找中国红十字会。”
“这些高楼大厦，对穷人有啥用啊？耻辱啊！”
现在，凡是“农民之子”能想到的筹款方法，他们都去试。他们抱定这样的信念：只要做，肯定有收获！最后收获的，不再仅仅是钱。
有个在穆玩宇家住过的会员，谈到自己为什么非要参与救助时说：“玩宇是个很好的男孩，有一线希望，就要去争取。假如不努力，孩子真的去了，我们心里会怎样？”
救助玩宇的过程，也让会员们对生命的感受更真切、更具体。对一些平时不太注意的社会问题，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思考。参与救助的会员，这样说他们的感想：“像我以前，对国家大兴土木，建起漂亮、雄伟的建筑很是自豪。可参与救玩宇后，我再也不这么认为了。中国有那么多贫穷的人，有那么多看不起病、急需救命钱的人，为什么不把钱多花在他们身上？这些高楼大厦，对穷人有啥用啊？耻辱啊！“我对钱，本来没什么概念。从前看报道，哪哪儿出了豆腐渣工程，多少多少钱打了水漂；某某贪官，又贪掉了多少，这些数目，对我来说只是个数字，很不具体。可是现在，我一听，脑子里立马就会盘算：这些钱，够救多少个玩宇的？我们这个社会，到底是哪里出了毛病？“假如农民、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在很贫困、恶劣的环境下生存，没有人去关心、帮助他们，受伤害的可能不仅仅是这一个群体，而是会伤害整个社会，最终，也会伤害到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救别人，实际上也是在救我们自己！”
在这次救助活动中，赵玲他们认识了从香港来的大学生刘名雁。在香港，刘名雁参加过“毛毛虫”等公益组织，有一定的慈善募捐经验，她给“农民之子”出了不少主意。比如，刘名雁提出首先要成立一个“善款监管委员会”，它拥有善款的监督权和余款的处置权。因为善款是向公众募捐来的，所以，首先应考虑到公众的利益，必须对捐款人负责。
委员会由6位成员组成，玩宇父母占一个名额，温铁军、崔卫平以及另两位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再加上“农民之子”，由他们共同开设一个联名账户。外界捐款可直接汇入此账户，捐款记录必须公示。
开户那天下午，各位监管委员先到人民医院看了玩宇，然后一块去了附近的一家银行。因为在大陆，银行目前还没有联名户口，所以，账户用的是温铁军的户名。
6人依次排好队，每人按一次键，输入一位密码数，最后形成6位数的密码。将来，只有当所有监管委员同时到银行，输入各自密码以后，才能取出钱。
救助玩宇的募捐账户，户名：温铁军，工商银行帐号：0200220001026754466。
怎样才能救更多的“穆玩宇”？
通过这次救助，他们对国内一些慈善基金会感到很失望。“缺乏法律有效的监管，效率低下，雷声大雨点小，功利性极强，真正有用的寥寥可数！所以，再成立一个资助白血病儿童基金会，无疑新酒装旧瓶。因为特殊的国情，必须想出一个新的模式。”“农民之子”正准备和刘名雁一块，尝试写一份“建议书”。
内容是根据香港的经验，整合社会慈善、政府公益、商业保险，推动建立一种由政府组织监督、商业保险和社会慈善机构参与的半福利性医保体系，通过类似“农民之子”这样的民间社团，去发现、推荐急需救助的贫病孩子……
但是眼下，赵玲他们最急迫的事情仍是找钱。穆玩宇和骨髓提供者化验的结果很好，只要交钱，穆玩宇马上可以住院，两个月后就能动手术。可钱至少还差十六万元啊！杯水车薪，筹款压力越来越大。“牙疼啊，牙疼！”赵玲最近一直牙疼，左边的疼，右边的也疼，钱筹得越来越艰难，让人心里冒火。有天晚上，乘公交车回东坝，车子突然刹车，她的膝盖被重重地撞了一下，很疼很疼。“想想这一个月，一次次的失败受挫，我们一直就是在与残酷的现实碰撞啊！”想着想着，赵玲的眼泪出来了。
7月2日，“农民之子”在中国政法大学“喜出望外”地募集到6896．12元，但他们在清华的募捐很不理想。募捐账户里的钱，艰难而缓慢地上升着。到7月11日，账户总额是45105．71元。现在，赵玲他们梦里都想着怎么找钱。
有人出了个主意：去！直接找人民医院的领导去，院长不行就找党委书记。他们正在“保先”，应该有办法。
一个会员坐地铁时，偶然看见了“成龙基金会”的广告，回来一查资料，觉得大有希望，没准这次一下全解决了。赵玲他们兴冲冲地打电话过去，结果却是空号。
在不断的希望与失望中，7月，“农民之子”仍持续着救助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