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吴趼人写的讽刺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三十回的标题是“试开车保民船下水，误纪年制造局编书”。制造局指的是上海江南制造局，“编书”其实是“译书”，即江南制造局有个翻译馆，专事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吴趼人曾在翻译馆任职，原可据实写出实况，不料一旦成为讽刺小说家，则眼里的一切，都成了嘲讽 对象。书中写道（摘录）：

　 还有那译书的，二三百银子一月，要用一个中国人同他对译，一天也不知译得上几百个字。成了一部书之后，单是这笔译费就了不得。却译些甚么书呢？天文、地理、机器、算学、声光、电化，都是全的。所译的书，我都看过，除了天文我不懂，其余那些声光电化的书，我都看遍了。若是打算看了作为谈天的材料，是用得着的；若是打算从这上头长学问，却是不能。这本难怪。大凡译技艺的书必要是这门技艺出身的人去译，还要中西文字兼通的才行。不然，必有个词不达意的毛病。你想，他那里译书，始终是这一个人，难道这个人就能晓尽了天文、地理、机器、算学、声光、电化各门么？外国人单考究一门学问，有考了一辈子考不出来，或是儿子，或是朋友，去继他志才考出来的。谈何容易，就胡乱可以译得！只怕许多名目还闹不清楚呢。何况又两个人对译，这又多隔了一层膜了。

　 史家考证，书中嘲讽的“这一个人”，名叫傅兰雅，1861年，他从伦敦一所师范学院毕业后，渡海赴华，闯荡上海滩，先做过倒卖茶叶的营生，后成为上海最早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编辑。1866年，北京同文馆因增设科学班，以恭亲王为首的改革派与保守派发生激烈论战，终因慈禧支持改革而获胜。此事竟使傅兰雅大受鼓舞。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中国终于迎来一个新开端。她已经运动起来，加入到国家之间的竞赛中来，恭亲王发表了一个奏折，承认外国的科学技术的优越性！”1867年3月，他将恭亲王的奏折在《上海新报》公开刊登，引起轰动。当时，中国第一个近代工业企业江南制造局已经开办，创办者曾国藩在企业里还建了一个翻译馆，因为“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中国许多科学家，如徐寿、华蘅芳、李善兰，都进入该馆译书，并高薪聘请傅兰雅等西学人士，共主翻译之事。傅兰雅高兴地接受了聘用：“我现在开始做我想做之事了。我从来就喜欢科学，但一直未找到时间和机会研究它。我应该说，充任中国政府的科技著作翻译官，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职业。它受人尊敬，无比光荣，而且有用。这是我的人生新纪元。”这也是中国近代科学启蒙史的新纪元。在中国近代史上，传教士主导的科学输入，被称为“科学启蒙第一期”；晚清洋务派官员领导下的西方科技引进运动，是第二期。而傅兰雅在翻译馆工作达28年，与其中国同事合作翻译科技书籍150部，合1000卷。1896年，傅兰雅应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聘请，出任该校东方语言文学教授，仍是继续为江南制造局译书，每年一本，直到退休。

　 黄炎培先生自传《八十年来》，有这样一段记载：

　 我在1915年到美国访问期间，在旧金山街道电车上，我于人丛中偶然开一声口，一位美国老翁挤上来和我握手，用中国话表示欢迎，说，“有事奉商，欢迎先生到我家谈。”我随老人去，他自称名傅兰雅，在中国担任翻译物理、化学几十年了。我回忆他就是上海江南制造局老辈翻译格致书籍的。那时不称理化，称格致，我初学还读过他所译书的。傅兰雅对我说：“我几十年生活，全靠中国人民养我。我必须想一个办法报答中国人民。我看，中国学校一种一种都办起来了。有一种残疾人最苦，中国还没有这种学校，就是盲童学校，因此我预命我的儿子专门学习盲童教育，现在他已毕业了，先生能否帮助带他到中国去办一盲童学校？”这一席话使我大受感动。后来我帮助傅兰雅在上海曹家渡办成一盲童学校，他儿子傅步兰当校长，教授盲童习字、手工，如制藤椅、织毛衣等等。

　 黄炎培先生所记，是傅兰雅在1928年为中国创办的第一所盲女学校―――此前，他已在中国创办了两所盲童学校―――当年送走儿子，90岁的傅兰雅在美国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