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7月下旬媒体报道四川夺命猪疫情至今，四川的猪肉销售一直不顺。

　 四川省商贸厅称，省内市场猪肉销量下降，疫区周边下降了20％～30％，最多的地区猪肉销量下降了40％。同时，猪肉价格下降了10％左右。四川猪肉的外销也受阻，重庆、北京、香港等地纷纷暂停进货。

　 官方一直在做区分的工作，就是 通过媒体告诉公众，在自家搭个窝棚不讲卫生养上几头猪的人家，才会出现这种病猪，专门修个大场地把一大群猪喂得白白净净的企业没有问题。股市喜欢把股票少的人称为“散户”，把股票多的人称为“大户”，借用这种说法来形容养猪，前者是散户，后者是大户。

　 但是市场对区分工作的反应有些“迟钝”，不管啥户的猪，在市场的眼里都是“川猪”，也就是来自四川的猪，就是不让卖。

　 比如处于疫区资阳市的四海集团，是个养猪大户，它近期发到广州的货被一律就地封存，急得广州的几家冷冻仓库大叫：我装不下了。

　 散户拖住了大户，在疫情面前，一个也跑不掉。这，给了川猪产业一闷棍。

　 川猪产业是四川农村经济的传统优势产业。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川猪取得14年持续增长的好成绩，外销、外调的猪肉占省际间外销、外调总量的1／4至1／3，曾有“川猪安天下”之誉。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各省纷纷建起商品猪基地，川猪的市场竞争力下降了，饲养过度分散的毛病变得刺眼，说白了就是散户太多。

　 川猪产业的优势是劳动力价格低廉，但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看似低廉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养猪业在“千家万户一齐上”的低水平上徘徊。

　 相当多的农户沿袭传统的养殖方式，不仅耗费大量的劳动力，也浪费了大量饲料，生猪出栏时间较长，猪肉质量不高，很难卖出好价钱。

　 于是四川近年来很注意培养川猪产业的大户，扶持了一批猪肉加工龙头企业。这些企业改善猪的生活条件，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工猪肉，针对市场需求对猪肉进行深加工，提高了川猪的竞争力。

　 记者获得了一组数据：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川猪年出口规模曾达7000万美元；随后川猪出口急剧萎缩。2000年，全省猪肉出口额降至120万美元；2001年到2004年，川猪出口从“谷底”开始攀升，连年大幅增长，2004年的出口额达到2．24亿美元。

　 养猪大户正在重振川猪的威望。而散户养出的病猪，让威望变成了疑问。

　 从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不难看出川猪住进散户家里的猪圈，是容易生病的。闷热、潮湿、脏、臭，是报道中对猪圈的主要批评。

　 散户为何不改善猪的居住条件？记者7月26日在资阳市，曾与宝台镇拱城村的五六位散户座谈，发现她们养猪无利可图、无心投入。

　 散户李淑华给记者算了算今年的养猪账：小猪要从市场上买，一头每斤约5．7元、重约70斤的小猪就要花掉她399元。

　 猪长到170斤就可以卖给大户了，除去内脏后可得约100斤肉，每斤3．9元，她可以收到390元。内脏则被大户无偿拿走。

　 一买一卖，她亏了9元。

　 这还不包括她的饲养费用。喂大一头猪，她要从市场上买来300斤玉米，每斤约0．72元，一共216元。

　 她还要喂4次猪饲料，每次花费20元，共80元。她管猪饲料叫“药”，“吃了药，猪才长得快，可以早点卖，不然我要用掉更多的玉米。”

　 亏本也要喂猪，是因为她需要猪粪来做农家肥。如果只靠化肥，庄稼长不好。

　 她家一共1亩8分地，收获的庄稼包括大米、小麦和玉米，后两者只够喂猪，大米只够全家4口人吃半年。

　 养猪亏、种地亏，资金的这两个缺口，全靠她丈夫打工来填补。她丈夫在资阳城里的建筑工地搬砖挑土，每月收入三四百元。

　 这种经济状况，使她没有热情去琢磨养猪，家里的猪圈20年一成不变。这次疫情中，她的3头小猪都死了，吃了死猪肉的一位邻居不幸染上了“猪链球菌病”。

　 其他几位散户的经济状况也大致如此。

　 表面上看，川猪产业此次遭受波折，是散户拖了大户的腿，究其实，则是农村的贫困问题，一些经济窘迫的农户，他们无力科学生产，这次暴露出的问题是猪，下一次也许是别的家禽。

　 去指责散户，是一种冷漠。社会需要思考如何去帮助散户。没有散户情况的改善，川猪的此次危机可能会持续更久，下一次危机可能还会发生。

　 养猪大户需要想一想，如何在自己愉快数钱的同时，让散户的钱包里多些钞票，可不可以把内脏也算钱，可不可以再让出些利润。

　 政府也需要想一想，在大声为大户辩白的同时，如何通过公共财政的使用，把农村卫生、防疫这类公共事务做得更好，引导散户把猪圈弄得舒服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