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8月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国家发改委近日公布的第六次全国涉农收费专项检查结果显示，中小学乱收费成加重农民负担主因，农村中小学乱收费金额约占涉农乱收费总额的一半。
虽是涉农收费检查，直接反映的却是教育领域的问题。尽管我们一直都在倡行农村义务教育“一费制”，但“因教致贫”、“读不起
书”的现象已经大量出现，甚至一些家长说出“供孩子读书就像一场赌博。赌赢了，能换来幸福；输了，就要用一辈子来还债”的话（2004年12月23日新华社）。身处这种现实中，对发改委的这一检查结果我们大概不会奇怪―――就像我们也曾对国务院某机构日前发布的“医改基本不成功”的说法毫不奇怪一样。
由教育现状想到医改，在于它们的诸多重合之处：就对于民众的分量而言，它们无一例外都作为社会公共产品而存在，皆承担着调节社会公平、增进国民福祉的重任。就改革的偏差程度而言，它们都几乎在相同的时代，选择了市场化或部分市场化的进路，即医疗服务市场化及教育产业化方向。就所造成的不良后果而言，两者市场化选择的结果，也几乎在同时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成为黎民百姓断掉的双翼，不独令他们负重难行，更让他们在社会飞速的进程中被逐渐抛弃。
一段时间以来，国家相关部门有关医疗机构不能完全市场化的言论连番出现，并最终出现了国务院科研机构“医改基本不成功”的总体性结论，进而形成了全民反思医改的舆论热潮，更重要的是新的医改方案正日益变得清晰。但相比而言，有关教改的局面就温和得多，低调得多。虽然在去年，接连有教育部部长周济、副部长张保庆和吴启迪等高官发言否认或反对教育产业化，但到目前，对过去近20年教育体制仍未有过总体检讨，教育主管部门也似乎只是满足于局部的改良，缺乏像对待医改那样“推倒重来”或“体制重构”的勇气。
不能不说，“教育产业化”是教育体制改革一步步“合理推导”出来的结果，而这种体制，又是遵循着“以教养教”“以教育产业拉动内需”的理念而逐步形成的。教育产业化不仅背离了人人享有基本教育权的初衷，而且在事实上加剧了教育不公乃至社会不公。很难想像，在这种情形下，没有像对待医改那样深入触及体制病灶的勇气，我们是否真的能够重塑教育公平。当然更不用说，是否有可能真正杜绝如国家发改委此番发布的农村中小学乱收费这样的一些乱象。
当医疗和教育这双重的不公无一例外地压向处于社会弱势群体身上之时，我们显然无法期待其中的一项改革就能使他们的生存现状得以根本改善。所以，当医疗体制的改革正在试图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力之时，我们更加期望教育体制改革能够紧紧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