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雏军锒铛入狱，格林柯尔系坍塌，主流经济学家们面面相觑，鸦雀无声，不复去年争论时的意气风发。只有北大的张维迎教授羞答答地出来说了一句“我和他不熟，企业我也不太熟”，结果网上飞来的板砖足可以为北大再建一座教学楼（乱掷板砖我也是不赞成的）。在这种“舆论氛围最差”的时候，主流经济学家们最盼望的 无疑是有人能为他们两肋插刀，仗义执言了。

　 他们果然没有失望。笔者看到一篇署名傅勇的《主流经济学家：傲慢从何而来？》（见8月8日《国际金融报》，以下简称“傅文”）就是这样一篇为主流曲意辩护的奇文。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仔细研读一下这篇文章，我们对何谓“小骂大帮忙”，便会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对“主流经济学失去大众”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傅文”也不得不承认。但在“傅文”看来，主流之所以会面临这样一个结果，既不是因为立场，也不是因为逻辑，而是因为态度“傲慢”了一点。“傅文”抱怨说，主流经济学家不应“忽视了与大众沟通的方式，不应盲目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在“首先”承认了这一点之后，“傅文”也例举了其他几点“傲慢”的表现，包括在表述时“忽视了公平”、“经济学研究的现实性”等。但所有这一切，无非是“傲慢”而已，仿佛只要再“谦虚”一点，就可以“获得”大众了。

　 老实说，对这样一个结论，我是很怀疑的。因为对普罗大众来说，主流究竟是傲慢还是谦虚，他们可能根本就不得而知。对他们来说，究竟是被主流“失去”还是“获得”，主要是来自切身的感受。在主流支配的企业改制过程中，他们忽然下岗了，忽然生活无着了，忽然凝聚着自己半辈子劳动的企业变成“管理层”的私产了……主流谦虚一点，能够改变这个事实吗？如果不能，谦虚又有什么用呢？

　 不过，我虽然对“傅文”的这个结论不以为然，但对他批评主流傲慢，还是予以肯定的，谦虚总归是一种美德吧？然而在读了“傅文”的后半部分之后，我才发现这通批评也仅仅是明修栈道而已，客观效果是为主流目前的窘迫提供一个貌似合理解释，真正的用意则是要暗渡陈仓，继续证明主流的正确。

　 “傅文”在后半部分一上来就直奔主题：“质疑有失偏颇”。为什么呢？“就事论事地看，主流经济学家所力推的民营化显然并不是导致此类严重问题普遍发生的充分条件，因而，我们不能将顾雏军的被捕和格林科尔系的坍塌随意推而广之……单凭个案不能否定整个民营化之路”。

　 “民营化”是不是导致顾雏军式的“严重问题普遍发生的充分条件”，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推而广之”的始作俑者难道不正是主流们自己吗？不正是他们排出了豪华阵容，隆重推出了那篇《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的雄文，将“民营化”的命运和顾雏军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的吗？在这个问题上，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撇清“民营化”和顾雏军的荣损关系，除了主流经济学家，我看谁也办不到！“傅文”在这个问题上倒打质疑一方一耙，虽然看起来振振有辞，但对主流解脱困境，却并无助益。

　 为了继续论证“冰棍论”的合理性，并进而论证MBO的合理性，“傅文”模拟主流的口吻反问道：“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

　 在我看来，即便是我们承认必须进行产权改革，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有”！以我的视野之有限也知道，在西方，对亏损企业实行“管理层买断（MBO）”早已是明日黄花，现在采用最多的是“职工买断（WBO）”。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产权制度已经从早期的“业主自营式”、“私人大股东垄断式”过渡到了“公众持股”和“机构持股”阶段。显然，无论是从中国的文化传统、实际购买力的现实考量以及改制后的企业效率来看，最优的选择都是“职工买断（WBO）”而不是“管理层买断（MBO）”。

　 以主流的视野之开阔和傅勇先生的知识之渊博，完全没有听说过“职工买断（WBO）”吗？如果从未听说，那就确实存在一个“参与争论的资格”问题；如果听说过而又故意避而不谈，那又如何能不让公众怀疑“屁股决定脑袋”呢？

　 不过，虽然我不赞同“傅文”的观点，却并不是不允许为主流辩护。但在我看来，无论是张维迎教授羞涩地撇清与顾的关系，还是“傅文”机灵地倒打一耙，都存在一个无视基本事实的问题。我感到好奇的是，张教授作为局中之人，为免尴尬而“选择性失忆”尚可理解，傅勇先生为什么也非要趟这坑混水呢？后来我在拜读傅勇先生的其他大作时，才发现他是一个有心人，早就发现主流经济学家“占据着几乎所有大学的经济学院院长和大部分教授的职位”―――考虑到傅勇先生还是在读的博士生，我也就理解他为什么宁愿为了立场而牺牲事实和观点了。大家都是“理性经济人”嘛，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