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远生（1885－1915）原名黄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九江人。民国初年著名记者。

　 这个人的死是一个谜。他的生，则是一段被湮没的传奇。

　 他20岁进京赶考，在清王朝最后一次会试中高中进士。他不按朝廷惯例接受官职，却赴日留学，后来投身报界。他在美国旧金山被暗杀，枪手却一直不知是反动 的袁世凯所派，还是革命的国民党人。

　 历史的记叙往往忽略他末代进士的身份，而凸显出一位开山记者―――“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专职记者，因为此前的中国报人多为政论家，自他始方以新闻采访和写作著名于世，其“远生通讯”被视为民初中国新闻界的一大招牌。

　 他年少风光，时人赞为“同是记者最翩翩，脱手新闻万口传”，更誉之为“报界之奇才”。

　 他宣称，新闻“第一义在大胆，第二义在诚实不欺”。又强调，记者当具备“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的“四能”功夫。

　 后人总结新闻史，“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确定是他开创了通讯这种新闻文体。“通讯”一词，此前已见于报刊，但仅指由外埠邮寄传来的新闻，称为“某地通讯”，以区别于电讯。

　 黄远生在自己开始新文体尝试的开场白中敬告读者：“吾此后所谓新闻者，不必尽为朝章国故也。市井琐屑，街谈巷议，皆一一作新闻观，此在日报中实为创格。”

　 这样一种新闻观的冲击力是不言而喻的。民国初年，承袭邸报传统、惯登“宫门抄”一类刻板文字的报纸和杂志仍占据主流。偏偏是进士出身的黄远生，第一个站出来革新，把原先的官样文章变成通俗易懂、为人所喜见的纯粹的新闻文体。

　 一时间，这种白描式刻画、极具现场感的文字，广受读者追捧。在黄远生三四年短暂的记者生涯中，他以通讯文体，对同期几乎所有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报道，重要人物涉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等。

　 黄远生有一名文，题为《外交部的厨子》，从一个匪夷所思的角度切入当时中国社会之生态。此厨子在前清“声势浩大，家产宏富，乃至能力回西太后之意，与中外赫赫之李鸿章对抗”；民国成立，仍盘踞外交部，利用“官长之爱财物未必不同”的心理，优游于官场；及至被开除，“犹可辇致巨金之外国银行，遨游青岛天津上海之间也”。

　 黄远生的研究者张光芒认为，新闻并非他全部的历史贡献之所在。“从更深层的价值与更为深远的意义来说，他又是作为一位新文化先驱者的形象而存在的。”

　 张光芒在周恩来1918年的日记中曾见到这样的记载：“……晚间观黄远生遗稿”，“我昨天从任白涛那里取来黄远生从前的通信看了一遍，觉得他所说的元、二年的光景，于我的将来政治生涯有很大关系。”

　 黄远生死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其影响所及仍然遍布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仅就当时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新青年》及《新潮》而言，提到他名字或涉及他言论的文章不下30篇。甚至有人言，《新青年》所提出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正是黄远生的未竟事业。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把黄远生推为新文学发“先声”的人物。此种评价为后来的新文学史家所认同，所撰无不视他为先驱人物，甚至连周扬在延安鲁艺的讲义也没有例外。正如张光芒所说：“可见，新文学史上本已有黄远生的大名。”

　 然而这个名字后来被抹去了。“黄远生为什么在新文学史上突然消失？”张光芒对此唏嘘不已。

　 网上有人讲过一个故事：在书摊看见一本梁启超题名的书，题的是“黄远庸遗作”，想来梁任公为其题字，作者当非等闲之辈，但却从没听说过。一问价，五元，在书摊上是高价，犹豫再三，终于没买。没过多久，得知黄远庸是民初大记者，当日的风云人物。于是赶紧再到书摊寻觅此书，已不知去向，“只有空留余恨到天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