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国现在有出版社几百家，杂志社几千家。就其主办者而言，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商业机构，比如各省市的出版集团；一类是党派群团组织，一类是学术教育机构。大学和学术研究院所办的出版社和杂志社，应当属于后者。近代以来，学术机构一般天然享有出版权利。

　 毕：过去，学术研究的心得，无非以两种 方式传播。一是讲课或讲演；二是印刷出版。前者是面对面的交流，直观生动，可以互动，但受时空限制。后者没有前者直观，但时空限制较小。现在，有了互联网，传播方式不限于这两种了。但出版仍然是讨论学术问题、传播学术成果、交流学术心得的基本方式。

　 梁：学术教育机构主办的出版社、杂志社，它的基本功能应当是为学术研究服务。我国现行体制对出版社、杂志社的申办实行严格控制。但相对而言，对大学还是放得宽一些。前些年，新闻出版署对全国大学的学报和校刊进行过一次特殊的改革，大学不论大小，原则上一所大学可以有一报一刊，全部为全国统一刊号。同时有一个严格要求，就是不论学校的名称有多长，学报必须使用全称，以免有些学校利用学报做生意。高等院校虽然不都允许办出版社，但重点大学大多有出版社。目前中国高校出版社近百家，约占中国出版社总数的六分之一。在各行各业中，算比较多的。

　 毕：观察历史，在民国时期，对学术机构不存在出版的限制。比如史语所，比如协和医院，有什么研究成果，以自己的名义就可以出版，用不着求助于商业性的书局。就是上世纪50年代，出版制度也有较大弹性。山西有个文学杂志叫《火花》，长一点的文学作品，杂志里放不下，就以“火花杂志社”的名义单独出书。至于其他科学研究机关出版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也不是问题。也就是说，学术文化机构的出版权利，曾经得到尊重。

　 梁：现在，一部分大学和科研院所虽然办有出版社，但他们和商业性的出版社没有多少区别。书号由同样的渠道发放，数量一样受到控制。按说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校的学术成果责无旁贷，但事实上，大学教师的学术成果在本校出版，同样要书号费。如今的科研费用中，都有出版费用预算。其中书号费，甚至高于印刷费。大学学报收版面费的情况也不少。

　 毕：大学出版社实行企业化管理，单独核算，自负盈亏，说起来好像符合市场经济的潮流。现在的情况是，一些大学出版社的出版重点已经放到中小学教材教辅上去了。出版本校的学术成果反而放到了次要地位。

　 梁：大学出版社出版大学教材是正常的。出中小学教材教辅很难说是务正业。

　 毕：企业化管理，赢利就成了首要目标。后果之一，使科研成果问世的成本加大。如果统计一下全国出版学术成果所用的书号费，恐怕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现在，不管是有出版社的大学，还是没有出版社的大学，有出版社的科研院所，还是没有出版社的科研院所，区别已经不大。联系本校本院的出版社，至多是人头熟一些，书号费一分不能少。学术成果的印行发布，必须得到一个出版社或杂志社的许可，而编辑对于特定的学术领域，往往难有专门研究，无从判断学术成果的价值，效率也就谈不上。学术机构实际上失去了自主出版权利。这对科研的伤害有目共睹。任何管理制度的建立，如果是以伤害管理对象为基本存在前提，它的不合理性也就不言自明了。

　 梁：现在，有些著作已经不经过出版社的渠道问世。最近，我在《百年潮》杂志今年第8期上读到著名学者龚育之的文章《党史研究：萎缩还是繁荣？》，其中谈到“现代排版印刷的条件比过去方便多了，社会的财富状况也比过去优越多了，所以古代有钱人自费刻书的传统，今天普通人也可以做到。有些书，出版社不出，人们就自费印出，分送友人。朱正主编的《1957：新湖南报人》，就是这样一本书，记载了那一年报纸编辑部划‘右派’人数占总人数比例最大（143人中54人打成‘右派’）的历史事件。54人中的刘皓宇，写了一本《人鬼人》，也是这样印出的。几年前我收到中央党校一位老干部杨德修自费印出的《自写当年》。最近，我还收到不相识的李理寄来自费印出的《俺这一辈子》。这样印出的书，日渐多了起来。能自费印刷非卖的书籍，是一大开放。这叫做：‘处处不出我书，我走自印之路’。”龚育之先后担任过中宣部、中央党校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主要负责人，发表意见应该是很慎重的。我想，有些科研成果的问世，何妨参考一下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