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读到一篇文章，作者乔新生说，相当部分中国富豪并不是通过勤劳致富或者资本经营而成为富豪，他们大多通过“发现”国有资产的价值，并且用低廉的价格购买国有资产，从而在一夜之间获得巨额收益。（8月16日《中国经济时报》）也就是说，这部分富裕起来的人，并没有承担任何市场风险，只不过是通过改制手段，把 国有资产据为己有，而一夜暴富。

　 说到通过改制手段一夜暴富，就会想到四川电力借“改制”之招，贱卖国有资产，使10亿国资流失。2002年11月27日，拥有4．6亿元总资产、1．9亿元净资产的犍为电力仅作价4000万元，匆忙签约卖给乐山市的民营企业东能集团公司。事后查出，仅田玉飞一人，就从东能集团董事局主席王德军那里受贿1000多万元。（6月8日《民营经济报》）“搞定一个人，拿走一片矿，生出一串财”。由此我还想到了广东兴宁矿难中的重要角色、大径里公司董事长曾云高称要拿出3亿元“摆平”矿难的事。如果不是迫于压力，这3亿元又不知让多少人一夜暴富。事实上，在矿难之前，大径里公司已经使不少人暴富了。大兴煤矿主要有65个股东，这些股东当中有当地领导和公务员。报道说，兴宁矿难牵出15亿元涉案资金，相关官员和人员在资金来源上存在严重问题。一名月薪数千元的警察，牵涉资金却是2900万元。曾云高以500万元“买断”经营权之后，曾的年收入就高达两亿元，500万元与两个亿，能“对价”吗？（8月17日《中国青年报》）

　 有民谣曰：“改制改得卖了厂，厂长书记当老板，自己卖了自己买，就是工人下了岗。”大连白云旅游汽车出租公司的国有企业在改制为民企时，原公司法定代表人等15名管理层人员以404万元将公司买下。新注册的民营公司由公司原总经理和原党委书记共持有80％以上的股份，原公司价值4000多万元的200多个出租车营运号牌，也以223万元的“超低价”转让给管理层人员。这是国企MBO改革中又一起“一夜暴富”故事。

　 杭州商界曾传闻，孙达山是“空手套白狼”的好猎手，据说当年他成立公司的“初始资金”来自浙江国信。时任浙江省副省长的王钟麓强力“推荐”浙信公司选定孙达山预征的300亩土地，浙信公司以每亩多交4．5万元的“办证包干费”、总价19．5万／亩的价格，从孙达山手中买下这块土地，孙达山因之一夜暴富。（2004年9月7日《21世纪经济报道》）

　 也有身边的例子。曾有一位老板指着他的“杰作”（一片房地产）对我说：“买这片房地，我没掏一分钱。”起初我根本不敢相信，待他说完后我才恍然大悟。这片房地评估500万元，他与政府部门签订了合同，紧接着他又与开发商签订了合同，把临街的那片空地建店铺，店铺一建，预售时人们争先恐后，他付清了那500万元，还净赚了店铺最上面的一层楼。人家从国有资产中“发现”了巨大商机，能不一夜暴富？还有一位招商部门的负责人说，有一位“人物”介绍了几十亿元的外资项目，条件是拿2％的介绍费，领导碰头后，觉得介绍费数额巨大不敢拍板。但没过多久，该项目就被内地引走了，人家给的介绍费却是5％。这位负责人的话我相信，早在7年前，本人在家乡县委任职时，县里就明文规定，引进外资的奖励就是引进外资总额的5％。而且在年终开会时，县里还大张旗鼓地给介绍人颁发“奖金”。如果一个人有能力介绍一个20亿元的投资项目，不是一夜就成了千万富翁吗？

　 富豪们极富戏剧性的暴富经历，也使我们社会中的一些弊端暴露无遗。追溯原因，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其个人主观因素的考量上，更应该注意制度层面的思考。

　 不久前，美国《财富》杂志披露，俄罗斯亿万富翁数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俄罗斯的一个主要民意调查机构对此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39％的受调查者对俄罗斯有这么多亿万富翁感到耻辱，只有7％的受调查者对他们的亿万富翁感到自豪。

　 在中国的暴富行列中，除了借改制侵吞国有资产外，富翁多的行业也是房地产开发商和矿山开发商，就像大兴煤矿老板曾云高，在短短的7年时间竟成了亿万富翁（身价逾两亿元），这种快速变成富翁的奇迹，恐怕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也难以见到。这两种行业中的千万、亿万富翁特别多，这是因为我国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还不明晰，才让富豪们“发现”了致富的“聚宝盆”。这值得我们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