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档案

　 片名：八女投江

　 出品：八一电影制片厂1987年出品

　 导演：杨光远

　 编剧：李宝林

　 主演：张凯丽 王兰英 岳红 蔡莺等

　 故事回放

　 八个性格不同、出身不同的女子在保家卫国的战争中相聚。为了让部队有坚实的后援，冷云与胡秀芝奉命带领一部分人在密林中建立秘密营地，在恶劣的条件下照顾伤员，为部队赶制棉衣。营地遭到敌机轰炸，女兵们奋力保住了棉衣并送给大部队。在极度劳累中，冷云产下了一个死婴。日军加紧了对抗联的围剿，在乌斯浑河河畔准备渡河的冷云等八位抗联女兵为了掩护大部队突围，主动牵制了敌人的火力。面对凶恶的敌人，背临滔滔江水，八女毫无惧色，直至射出最后一颗子弹。敌人节节逼近，八女从容地走进滔滔江水。

　 摄制故事

　 “作为悲剧主体的她们，以惊人的韧性坚持抗战，其中就会透出一种巨大的、凛然的英气。这大约就是支撑着我们民族历尽坎坷而生存至今的一种力量。”

　 用女人的眼睛看待战争，战争比什么都恐怖。用男人的眼睛看待战争中的女人，女人比什么都伟大。中国东北的良家妇女，在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给她们的战争中，迫不得已而参加抗联，承担了不堪忍受的重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因而尤其伟大……

　 写在《八女投江》电影文学剧本卷首的这段话提醒观众，故事的主人公除了是八位大无畏的革命者外，还是八个女人。而这一点，常常被人们忽略。

　 古今中外，战争从未让女人走开。她们既是战争的受害者，又是战争直接或间接的参与者，尽管战争所代表的暴力、血腥和死亡与美丽多情、温柔善良等女人带给这个世界的美好那么格格不入。

　 抗日战争中中国女性所付出的牺牲，由“八女投江”作出了最凝练的升华：八位女战士为掩护大部队突围，主动吸引敌人火力，直至耗尽弹药，最后投江而死。她们的名字是：冷云、杨贵珍、胡秀芝、安顺福、郭桂琴、黄桂清、李凤善、王惠民。她们当中最大的25岁，最小的年仅13岁。

　 这是她们的名字第二次出现在电影屏幕上。1949年，日后成为一代大师的凌子风导演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中华女儿》。在第二年的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这部讲述“八女投江”的影片获得了“自由斗争奖”。30多年后，八一电影制片厂重拍此片，同样的故事，显示出不同的风格。

　 油画般浓重的色彩和强烈的对比从开头就表明，这部聚焦女性的电影与花红柳绿无关。“我们想用女性视角拍一部女性的悲剧。”导演杨光远说。

　 这样几组镜头尤其让人震撼―――

　 13岁的王惠民第一次来例假，以为自己受伤了。胡秀芝让她在冰水中激一激：“我们都照这个办法做的。钻山沟打仗，遇到女人的这种麻烦，我们只能这样做。”小惠民照做了，高兴地喊道：“干净了，干净了！”

　 冰天雪地里，冷云临产。女战士们围拢过来。镜头除了对准冷云阵痛中的那张脸，并缓缓遥拍了女兵们一张张同样痛苦的脸―――有的不忍目睹，有的使劲儿咬着嘴唇，有的似乎要哭出来。

　 最后一幕里，敌人围上来了，众姐妹站在江边。突然，李凤善发现没子弹了，接着安顺福也发现了，大家都发现了。她们愕然了，沉默了。此时，画外的波涛声响大得出奇，最后的时刻到了……

　 与投江而死的结局相似，影片中八位女性的个人经历同样是悲剧。“弱、苦、悲、壮”，杨光远用这样四个字概括片中女性的命运。弱，敌强我弱，女性更弱；苦，惟其弱所以格外苦；悲，从参军前的经历到最后被江水吞没，无一不悲；壮，投江之举可谓壮。影片的作者们，把镜头瞄准八女的内心世界而不是战斗本身，他们仿佛把战争中女性所有的悲怆，移植到了这八女身上。“作为悲剧主体的她们，以惊人的韧性坚持抗战，其中就会透出一种巨大的、凛然的英气。这大约就是支撑着我们民族历尽坎坷而生存至今的一种力量。”杨光远说。

　 电影是在牡丹江拍的，两个多月里，面对一群敬业的女演员，杨光远体会到了男性导演的苦涩。八位主要女演员每天都浑身是泥，这是先在沼泽地里滚一趟，然后由美工局部涂泥的结果。“挺让人心疼的，但为了效果只能这样。”在安顺福目睹孩子被日本人捅死的那场戏里，胡秀芝捂住安顺福的嘴不让喊，怕暴露目标。演安顺福的寇巧玲太投入，竟然把“胡秀芝”的手咬伤了。

　 故地故人

　 直至解放后，家乡的人们才知道“八女投江”中的冷云烈士便是当年“私奔”的郑志民老师，转而肃然起敬。

　 乌斯浑河，在满语里是“汹涌澎湃”的意思。这条全长130余公里的河流状如鱼钩，是牡丹江的一条支流。

　 从牡丹江市开车5个小时，就到了当年八女投江的地方―――黑龙江省林口县刁翎镇乌斯浑河拐弯处河畔。刁翎地区是当年东北抗联二路军的根据地，抗联大军经常从这条河经过。初春风寒，两岸的灌木和远处的矮山还是一片萧瑟，眼前的乌斯浑河仅有二三十米宽，水浅得可以徒步走过。

　 67年前那个10月里的乌斯浑河并不是这样。县文史馆馆长衣晓白告诉记者，那正是秋雨季节，河面有上百米宽。

　 1938年10月上旬的一天夜里，冷云等八位女兵跟随五军一师剩下的队伍，露宿在河西岸的柞木岗下，准备从这里渡河。不料，汉奸发现了他们的篝火，日军连夜赶来埋伏在附近。第二天拂晓，队伍准备渡河，冷云带着姐妹们正要下河，敌人发起进攻，迅速包围了抗联队伍。冷云指挥七名女战士从侧面向敌人猛烈射击，把敌人火力吸引过来，大队趁势突出重围。当战友们发现八女还据守在河边与敌人战斗时，立即返回向敌人还击。冷云与姐妹们同声高喊：“同志们，冲出去，不要管我们，保住手中枪，抗日要紧！”再硬拼下去，不但救不成八名女同志，大队也将全军覆没。这种情况下，大队只得忍痛向西山柞木岗上的密林里撤退。敌人追不上大队，便集中火力向冷云等八人猛扑过来，企图活捉她们。到天大亮时，八女弹药全部用尽。前面是冲过来的敌人，后面是水深浪急的乌斯浑河，女战士们明白，要么被俘，要么战死。于是，冷云背起一位负伤的战友，姐妹们互相搀扶着，向河心走去……

　 在她们牺牲后一个月，东北抗联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在1938年11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乌斯浑河畔牡丹江岸，将来应有烈女芳标。”

　 周保中将军的心愿已偿。八女投江纪念馆，就建在乌斯浑河畔。“八女英魂，光照千秋”八个红色大字下，八位女子的画像一字排开。她们中有四人是刁翎镇人，胡秀芝的家距离牺牲地只有15华里。

　 纪念馆里两张冷云的照片，是八女中惟一留下的真人实照。关于其他七个女兵的身世、经历，留下的资料太少太少。因此，后人能有所了解的，只有冷云。

　 冷云原名郑香芝，1916年出生于黑龙江桦川县悦来镇，家境较好。上师范学校时，她立志为国为民而改名郑志民。秘密参加抗联时，为避免牵连家人及掩护故乡党组织，才从自己喜欢的唐诗诗句中取了“冷云”这个化名。1931年，冷云进入桦川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后，在关内受过革命教育的董仙桥老师成为她追求新思想的启蒙人。1934年，她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佳木斯市委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1935年12月，这位当时名叫郑志民的师范生毕业，被分配到解放后更名为“冷云小学”的南门里小学任教，与同在小学任教的地下党吉乃臣一起从事地下工作。家中催促完婚，原来她上小学时，已由家中包办与同学、同镇的孙汉奇订了婚，此时这个未婚夫当上了伪满警察。冷云在难以摆脱周围压力的情况下，产生了逃婚上山的念头，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却考虑到她在当地还担负着重要工作，希望她完婚后再做策反工作。婚后，冷云在隐瞒政治身份的同时曾几度试探着劝丈夫走抗日道路，孙汉奇却听不进去。过了一年，组织上同意她出走参加抗联。

　 为防止日伪追查，组织决定制造假“私奔”。南门里小学传出郑、吉这一对男女老师失踪的消息，联想到此前两人的关系，人们都认为是“私奔”，当地报纸甚至以“艳闻”登载此事。直至解放后，家乡的人们才知道“八女投江”中的冷云烈士便是当年“私奔”的郑志民老师，都转而肃然起敬。

　 1937年夏天，冷云走进了丛林密营中的抗联第五军，当文化教员。每天傍晚，指战员们在林间空地上集合起来，看着这位女教员用烧焦了的树枝在白色的桦树皮上写字，耐心地教大家认。后来，组织上考虑到她政治上已比较成熟且有组织领导能力，便派到妇女团担任指导员。此时的冷云已经怀孕，每天挺着大肚子随军在山林中艰难奔走。

　 电影里的冷云在冰雪中生下汉奸的孩子，一个死婴，是艺术加工的结果。“革命者体内有汉奸的儿子，形成强烈的反差，强烈的扭曲，强烈的悲剧效果。”影片导演杨光远解释说。

　 事实上，冷云来到抗联后与吉乃臣真的结为夫妻。1938年初夏，冷云生下个女孩，丈夫却已在战斗中牺牲。部队西征前，她强忍悲痛，把仅两个月的女儿送给老乡抚养，后下落不明。

　 1938年夏天，日本关东军纠合伪蒙、伪满军对松花江下游展开“三江大讨伐”，东北抗联第四、第五军为摆脱困境并开辟新的活动区而西征，刚分娩两个月的冷云也率妇女团几十人随第五军第一师出发。西征部队遭围追堵截损失了绝大部分人员，被迫回返。第一师只剩一百多人，躲入密林进行了27天粒米未进的饥饿行军，全靠采野果、吃山蘑菇维持生命。冷云硬撑着虚弱的身体，带领着妇女团仅剩的八个人坚持走了下来。不久后，第一师的官兵们，便目睹了“八女投江”那悲壮的一幕。

　 所谓密营，多半是地窖，在地下挖个半人高或一人高的坑，再用树枝、草盖上；“东北的冬天一般零下三四十度，要没有密营，大家都得冻死在山上。”

　 81岁的李敏堪称东北抗联历史的“活字典”。《八女投江》影片开拍前，李敏义不容辞地担任了美工、造型的参谋：八位女战士的服装，一个个穿给李敏看后，才定下来。

　 8岁丧母的李敏12岁就参加抗联，先后当过炊事员、被服员、宣传员、救护员、电报员，抗联退入苏联后，又当过播音员、政治教员。她的丈夫陈雷，也是一位老抗联。

　 不到10岁时，李敏就参加了老师组织的抗日救国宣传队，虽然她那时啥也不懂，“就是大人弄个稿，我给背下来”。孩子们唱歌，跳舞，然后收慰问品，有茄子干、豆角干，最好的是鱼干，还有手套，林区就有木耳、兔皮、肉。收完了，大人就用车套上给抗联送到山里去。

　 1936年农历11月16日，李敏和同学们正在搞宣传，日本骑兵冲过来，大家赶紧分散跑开。雪深没膝盖，经过几天的逃亡，李敏一行4人跑到山上，参加了抗联。李敏说，那个时候“上山”几乎是逃跑的惟一选择―――日本人对地下工作者追捕得太厉害，跟着部队还安全一点。

　 因为抗联一般都在山里活动，到冬天下雪后，就很难生存。所以，抗联就到处建密营。所谓密营，多半是地窖，在地下挖个半人高或一人高的坑，再用树枝、草盖上。一般的密营也就10米来长，5米宽。密营都是夏天盖好的，因为冬天太冷，地都冻上了，不可能挖得开。“密营对我们非常重要。东北的冬天一般零下三四十度，要没有密营，大家都得冻死在山上。”李敏回忆说，“密营里面什么都没有，只能靠烤火取暖，像我们平时唱的一样，‘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那真叫难受啊。”“1939年春节，也不知道零下多少度，但记忆中就是一个‘冷’字。进了森林，风小了点儿，就感觉暖和了点儿。我们找到了一个作废的密营营房，只剩下了个方框。我们把树枝树皮捡回来盖上，大家都高兴得很，一个叫刘贵的小战友欢喜地说，我们住上房子了！”

　 山中无岁月。但据营长推算说，这天晚上是大年三十。

　 即使是年三十，也没有吃的。小刘把自己裤子上缝的几块羊皮拆下来，烧着吃，这就是荤菜。指导员杜景堂把自己那双破旧的牛皮鞋放到铁桶里，化点雪水煮着吃，煮了一宿也没烂。大家都很饿，不断地用棍子去捅那牛皮。“初一早上，我放哨。刚上岗，天突然又黑了，山下传来踩树枝的声音。是人，不是黑瞎子（黑熊）。我大声问：‘口令？’对方不回答。我放了三枪，对方就还击了。”

　 这一仗打得很惨。抗联队伍想退，但已经退不出来了。打了一天，快中午时，日伪军从四面包围。杜指导员受了伤，准备去山上与敌人决一死战。“弹尽粮绝，没有退路，指导员叫我们准备就义。我们大家一起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没想到，敌人一时哑了，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清醒过来的敌人挥着战刀，再次向山上冲来。”

　 绝望中，小战士刘贵突然看到对面山上树林里挂出了红布。原来是兄弟部队抄了敌人的后路。敌人发现后面被袭击，不敢再战，撤走了。

　 粮食和子弹一样，极为缺少，有时抢到一点粮，就藏起来，不能放在密营，而要放在保密的仓库里，只有军粮人员才知道位置。李敏说：“当时年轻，饿得厉害。饿到什么程度呢，睡觉时，自己的肠子都能一根一根地摸到。”

　 饿得没办法，部队就下山去打围子。围子就是人圈，为了中断抗联与老百姓的联系，日军把老百姓集中圈起来，四周有高墙、炮楼，进出要路条，登记，还有护城河。围子多了，部队的活动就非常困难。每进一次村，就要打一次仗。

　 李敏回忆说：“有一次，我们进了一个叫窦家围子的土围子吃饭。这里是游击区，老百姓好，把粉条、豆腐一起煮了一大锅。还没吃呢，敌人已经攻上来了。”

　 但抗联战士舍不得跑，“多少年没吃着豆腐粉条了，我们不舍得丢下，就边打边吃，大家轮着打，轮着吃，烫得太厉害，就捞出来用冷水一泡，再吃。”

　 2005年2月，记者在哈尔滨见到李敏时，正逢她组织的“东北抗日联军精神宣传队”在排练。“起来去应战，起来上前线，中华民族联合起来夺回我河山……”豆绿的军装，草绿的绑腿，红领章红五星，黄色的草鞋和腰带，十几个宣传队员身着抗联戎装，和着手风琴伴奏高声歌唱。他们都是抗联战士的后代，而举旗走在队伍前面、身子笔直的那位老人，则是当年的“小抗联”。

　 从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岗位上离休后，李敏就着手组织这个宣传队。多年来，他们走遍了当年抗联战斗过的白山黑水。“抗联歌曲很多，光我整理出来的就有403首。”李敏说，“抗联的歌曲，都是在战斗的间隙写下的，很多都是一人执笔，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凑出来的。”

　 抗联生活虽然极为艰苦，但战士们都喜欢唱歌。李敏说：“行军、休息时都喜欢唱，确实可以战胜饥饿、疲劳。爬山爬不动，唱着就精神了；有时人倒下了，一唱，就能爬起来。那会儿人人都饿得浮肿，因为野菜吃得多，皮肤发黑发绿，一唱起来，眼睛都睁得大大的，我今天还记得那种情景。”

　 不仅如此，唱歌还起过更大的作用。“1939年春节那次战斗中攻打我们的那个伪军部队后来起义了，团长叫杨海清。后来他说，你们在战场上唱的歌，我们受的震动很大，唱得我们心里可难过了，觉得有道理：妇道人家都抗日救国，我们算干啥的呀！1940年，杨海清率部在饶河县七星堡哗变。”

　 专题撰写：新华社记者 白瑞雪 徐壮志 张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