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同志：
我们在学习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当今时代，资本主义究竟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有人说，由于跨国公司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已经从国家垄断过渡到国际垄断的新阶段。这个说法，引起了我和同学们的兴趣。是否真是如此？能否请专家给予解答？
四川读者 胡平
怎样判断是否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认为当代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过渡到以跨国公司为支柱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论者有三条论据：一是说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已经跨越了国家的地域疆界，超越了国家的主权范围；二是说跨国公司内部的贸易和生产分工在比重上已经超过了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和生产分工；三是说所有国家都受到跨国公司的强烈影响，所有国家的国民都在消费跨国公司的产品。
这三条论据无疑反映了西方国家跨国公司在二战以后迅猛发展的事实。
所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垄断资本同国家政权相结合，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去实行对生产和分配的社会调节，并在国家的参与、支持、帮助和促进下，使生产和资本大规模跨越国界，发展跨国公司。然而，西方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本身就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推动下出现的，因此，用这种迅猛发展的事实来论证当代西方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过渡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显然是根据不足的。
要判断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否已经过渡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新的发展阶段，不仅要考察跨国公司的发展情况，更重要的是，首先需要考察和弄清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其次，还需要考察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民族国家与跨国公司的关系，看跨国公司的发展是否削弱了国家的作用，用跨国的国际资本的统治取代了国家。
全球化毁灭了国家吗
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无疑在某些方面削弱和侵蚀了国家权利。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经济全球化又使民族国家的作用更加突出。这是因为，造成经济全球化的技术进步、国际贸易、资金和信息自由流通，这些因素并不削弱国家这个概念；经济全球化本身也不影响国家的性质；民族国家仍然是最重要的国内规则和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实施者和重要参与者；经济全球化还使各国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促使民族国家适应于形势的调整，采取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凸现国家主权概念的经济方面，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但极度夸张问题的前一个方面而无视问题的后一个方面，在全球主义的旗号下，极力鼓吹“民族国家过时论”者，说什么在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增大、各国经济处在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体化的状态下，民族国家的经济自主性遭到了破坏，使之失却了作为当今无国界全球经济中有意义的参与单位的作用，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经济单元可以忽略不计，国家作为社会协调者的地位已降为无权作出决定的旁观者，国家主权不再是无可争辩的基本价值，国家独立成了逆时代潮流的行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没有国界的新世界。
这种全球主义论是不符合事实的，因而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一切有识之士的驳斥。例如，罗伯特？维德在《全球化及其局限性：关于国家经济衰亡的报告是极其夸张的》一文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我认为，世界经济是国与国之间的运作，是非全球的。大国国民经济中超过80％的产品是供国内消费的，超过80％的投资是由国内投资者投入的，公司扎根于国内，由本国的协调机制进行协调。”琳达？韦斯则在《全球化与国家无能的神话》一文中指出，新自由主义的这种全球主义论“夸大了经济全球化的事实与影响，低估了国家能力的多元化与适应性”，“错误地认为（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遇到的）制约是绝对的而非相对的；它没有看到国家适应内外挑战的进化等，认为国家的历史已经终结”，他强调指出“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作用不是更小了，而是更大了，不是在阻滞发展，而是在推动进步”。
之所以说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作用不是更小了而是更大了，是因为处在动态的经济和国家之间的现代国家，适应性是其实质。
之所以说国家是全球化的推动者，是因为全球化的发展并不完全是一种由科技进步所衍生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一种由政府政策所衍生出来的现象。
除此之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国家还越来越多地依靠其在国家联盟、跨国组织以及私有部门团体中占据的主导地位，更加严格地控制本国经济，以及同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并加强伙伴关系来适应新的环境，以推动全球化进程。
跨国国际能够取代国家吗
正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民族国家作为全球化的推动者，它的作用就总体来说不是更小了，而是更大了，因而它同跨国公司的关系，就是跨国公司依赖于在民族基础上运作的国家。这种依赖关系具体表现在八个方面：
一是资产和雇员。大多数跨国公司的资产和雇员大都集中在母国。
二是生产。大多数跨国公司把其大部分生产集中在一国及其近邻国家中。
三是销售。在《财富》杂志1993年公布的世界100个最大的公司中，有40多家公司的销售额至少有一半是在国外市场上实现的。
四是研究和开发。即使在生产国际化达到相当比例的跨国公司，其研究和开发仍然集中在母国国内。
五是股份的持有。多数跨国公司的大部分股份都被母国国内的个人、法律实体所掌握。
六是董事会的组成。据鲁伊格罗克和冯？图尔德在《国际改革的必然性》一书中所发表的调查数据称：1991年时，在美国30家核心公司中，只有5家（菲利普？莫里斯、杜邦、克莱斯勒、强生、联合技术公司）的执行董事中有一名外国人；1992年，美国的大型公司的董事会中，只有2％是外国人；在日本的20家大公司中，只有两家的董事会中各有一名外国人。
七是高层管理层。大多数跨国公司的高层管理都把持在其母国人士的手中。
八是母国在跨国公司的创立和维持中所起的作用。鲁伊格罗克和冯？图尔德发表的调查数据还告诉我们：在《财富》杂志公布的100家最大的公司中，至少有20家在过去的15年中，如果不是由于它们各自政府的挽救，就根本无法作为独立的公司保存下来。而在100强企业中，所有领先的美国计算机、半导体和电子产品制造商，都从特惠的保护性合同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事实说明，全球经济的激烈竞争正在提高着跨国公司对于母国政府的依赖程度。
正是因为存在着诸如此类的情况，有研究者从中得出结论认为“全球或无国界的公司是具有国际经营规模的国家公司”。
根据上述情况也可以看出，说当代西方国家已经从国家垄断过渡到国际垄断的新阶段，显然是根据不足的。
无国籍公司的萌芽现象
应当指出，上面所说的是事情发展中的主流，它规定着事物在当前发展阶段的性质，这是不容否认的。但与此同时，又必须看到已经出现的无国籍公司的一些萌芽现象。
据1990年的《商业周刊》报道，跨国公司中国外持股量超过20％的有：瑞典的ABB公司，国外持股50％；荷兰的飞利浦公司，国外持股46％；德国的拜尔公司，国外持股48％；英国的Smithkline－Beecham，国外持股46％；德国的西门子公司，国外持股44％；德国的赫希斯特公司，国外持股42％；英国－荷兰的联合利华公司，国外持股27％；德国的戴姆勒－奔驰公司，国外持股25％；美国的杜邦公司，国外持股24％；瑞典的SKF，国外持股20％；瑞典的Electrolux，国外持股20％。但笔者认为，即使如此，正如《对全球化经济协调的认识》的作者温？格兰所告诫的“不要过分夸大这种趋势”，“无国籍公司还没有出现，但是已经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萌芽现象”。
今后事情将往哪里发展？还得由实践来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