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不否认《情人》是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代表作，我就准备说几句不好听的话了。

　 近期，上海译文出版社大举推出杜拉斯作品集，首批出版的包括王道乾翻译的《情人》等7种。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至少不下4家内地出版社纷纷出版了杜拉斯文集、选集及各种单行本。杜拉斯人气鼎沸的“票房价值”，显然是 “上海译文”的底气所在。王小波、安妮宝贝等诸多作家充当疯狂拥趸，更使之成为杜拉斯作品的最佳广告代言人。

　 法国文学重要奖项龚古尔奖1984年降临于70岁的杜拉斯头上，即因该年甫一出版即大行其道的《情人》一书。龚古尔奖是杜拉斯一生的最高荣誉，《情人》则是杜拉斯的巅峰之作。但无论是将《情人》置放于历史的纵切面或者横切面，都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出以下结论：从文学本身而言，这本薄薄的《情人》充其量不过是一部不可忽略的小说，完全谈不上是世界文学经典；杜拉斯或可谓法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作家，却谈不上是“20世纪最有影响、最富有个性、最富有魅力的女作家”（中国某媒体评论语）。

　 其实，一切正如杜拉斯小说里的名言―――“我已经老了”。这句话隐喻着杜拉斯在世界文坛的真实地位。如果说杜拉斯曾经或现在仍然是中国小资作家的“公共奶妈”，无数作者从杜拉斯那里汲取了文学乳汁，现在她那干瘪的乳房却已不堪忍受肆意糟蹋。

　 杜拉斯一度自称：“《情人》是一堆狗屎，这是一部车站小说，我在喝醉酒时写出来的。”那时候她正因该书的电影改编而与导演闹得不可开交。这当然是一时气话，却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这部作品。如果有耐心的话，还可以去拜读杜拉斯同样为了泄愤而不惜花费笔墨创作的另一部与《情人》没有多大区别的《华北情人》。那样可以更明显地看出，《情人》不过是杜拉斯的话语玩具。

　 杜拉斯之所以在中国得到远高于她的实际地位的评价，首先要归功于杰出的翻译家王道乾先生。他可谓杜拉斯的中国“情人”，正是他不凡的译笔，为“杜拉斯征服”铺平了道路。在某种意义上，先杜拉斯三年逝世的王道乾创造了“杜拉斯语体”的中国版。

　 杜拉斯小说里的表面羞涩内里放肆的欲望表达，更迎合了中国经济变革以来物欲被逐渐释放的社会现实。情人，这是多么令人心醉的话语！这两个字袒露了多少男女的内心隐秘与想像！一位法国女郎与中国男人在异国他乡的爱情，这是多么罗曼蒂克的结合！《情人》之于中国读者，不仅仅意味着欲望解禁，更是一场生活革命。安妮宝贝曾说，阅读杜拉斯“让人沉沦”，洁尘也表白过：“杜拉斯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文学上的，这种影响还包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影响。”

　 此外，还有一个文化秘密是关于女人的。《情人》开篇有句话：“与你年轻时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貌。”―――这是多少少女对未来的渴望，又是多少逐渐老去的女性的梦想！这位法国“情种”以自己一生亦真亦幻的爱情故事，演绎了关于爱情、欲望、美丽的多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又通过“创造性转换”（翻译），激活了众多中国读者压抑的激情与幻想。所以，与其说许多人爱死了杜拉斯，不如说是爱上了这种种的可能性！

　 如果说得再狠一点，我认为杜拉斯不过是一位世界级的琼瑶奶奶，在大量不同著作中絮叨着毫无创见的人类滥情。杜拉斯的文本只有置放于后殖民语境中，才多少具有一点文化意义。但无论如何，杜拉斯的价值绝非小资作家们到处兜售的翻版“情人式”话语。出版社迎合市场需求一版再版杜拉斯作品无可非议，读者当然也会有自己的判断，但我认为，当有人肉麻地说出“人们对她的敬意将与日月共在”这样的话，这就有点搞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