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为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法律出版社再版了先父梅汝趝的遗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未完成稿）。与十几年前那个版本相比，新版不但印制精美，还增加了许多幅历史图片，强化了内容的形象性和可读性。此外，它还保留了旧版本那两篇珍贵的序言。那是先父的两位好朋友，均已仙逝的法学界巨擘倪征 （日奥）和王铁崖先生的华章。令我始料未及的是，出版社还请著名法学专家何勤华教授为本书撰写了长达两万多字的导读。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广大读者而言，出版社此举真可谓“善莫大焉”。

　 众所周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东京法庭”）与纽伦堡法庭一样，是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为了追究战争发动者、决策者的责任，为了维护世界的长久和平而组织起来的权威法律机构。作为全权代表中国参与审判的法官，先父在本书中从国际法的角度介绍、评议了东京法庭。我个人认为，本书大体上做到了动静结合、史论互补，并因作者的特殊经历、专业背景而具有某种不可替代性。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国际法年刊》曾刊登过国际法专家撰写的书评，对本书评价颇高。无论是从国际法、国际政治，还是从中日关系、外交史方面去体会，本书的意蕴都不言自明。倪、王二老的序言，何勤华教授的导读，可能都对读者有直接帮助。“这本书，全是‘干货’，换成现在的人来写，掺上水，扩展成3倍的篇幅没问题。”CCTV―10一位资深编导说。

　 我想说的，是与本书内容有关的另一个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每逢纪念抗战胜利，每逢日本右翼又有乖戾举动，先父的名字就会连同东京审判被传媒提起，社会上也逐渐出现了一些描写东京审判的“纪实文学”。对文艺，我完全外行。我搞不懂，所谓纪实文学，是纪实的文学，还是纪实和文学、纪实加文学？或者根本就是纪实拌文学？既曰纪实，要不要尊重事实？既曰文学，是否就意味着可以不顾常识？

　 写东京审判，那法庭可热闹了。某法官拍案而起，某法官厉声呵斥，某法官插言酷评……“岂有此理！”“妄图蒙混过关！”……这是国际法庭，还是“文革”批斗大会？作者知不知道法庭发言步骤和专业词语？

　 有的作者，连法官和检察官的职责分工都搞不清，更不知道法官必须坚持的独立、公允态度，把东京法庭的法官和检察官写成经常在一起琢磨如何对付被告的合谋者。这与日本右翼的攻击正好吻合。

　 “文学”一番，该“纪实”了。怎么“纪”呢？写到东京法庭的设备和布置，有的作品几乎一字不差地、大段大段地誊录这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的有关章节。实则实矣，抄实而已。

　 上世纪40年代末，先父曾拒绝蒋政权“司法部长”的任命。此事发生在东京法庭结束之时，而不在审判工作紧张进行的过程中。可是，有的作品把那项任命写成老蒋的阴谋，说老蒋为了打内战而包庇侵略者，要对审判工作搞釜底抽薪，找借口把主张严惩日本战犯的中国法官调回国内，便派人将委任状送到东京，于是就引出了法官怒撕委任状的戏剧性场面。谢谢作者美化先父！可是，老蒋的想法我们不清楚，事情发生的时间却有案可查。法官的行为和语言，自有其基于学养和职业的特点，所谓坚毅果敢，所谓叱咤风云，与动辄吹胡子瞪眼并不是一回事。

　 涉及历史、涉及中日关系及世界和平的重大题材，并不容易驾驭。把东京法庭写得乱哄哄，不合法理，不讲程序，正中日本右翼下怀。谁人不知，他们否认判决结果，为战犯翻案，往往从法庭程序上找破绽。追求戏剧性，而在事实和常识方面漏洞百出的文学作品，将给这个并不怎么太平的世界带来什么？

　 若论翔实、可靠，兼有知识性、学术性和可读性，先父这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这些要求也许有些接近。我们应当相信读者的智慧。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梅汝璈著

　 法律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