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83岁高龄的冯其庸先生登上帕米尔高原明铁盖达坂，这已是他第三次来到这片中国和阿富汗边界海拔4700米处的山口。当许多同行的年轻人已经气喘吁吁时，冯老依然神采奕奕，当场吟诗4首。冯老此行，是为玄奘取经东归山口立碑。为了这一天，他已经准备了十几年。
冯其庸先生是著名的红学家，他对玄
奘取经沿途路线的考证工作却鲜为人知。
“玄奘当年西行取经，并没有得到唐朝政府的允许，如果在边关被扣住，可能是要坐牢的”。冯其庸说，提起玄奘，人们大多会马上想到《西游记》里的“唐僧”。真实的玄奘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他西行取经究竟有怎样的际遇，相当多的人知之甚少。
据冯老介绍，玄奘俗姓陈，名，河南人，生于公元600年。他13岁在洛阳出家，在佛学方面造诣很深。当时引入中国的佛教典籍有很多译本，佛学界争论纷纭，玄奘决定到印度求取最原始版本，同时解决自己对佛学问题的一些疑惑。“玄奘不惜牺牲生命，也要去探求真理，这种实证的精神，很值得我们今天的知识界去学习”。
贞观元年（627年），玄奘请旨去印度留学，未得允许。当年秋天，他就一个人偷偷潜出边卡，踏上西行征途，这一路忍受饥寒，九死一生，穿越“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惟以死人枯骨为标识”的生命极限地带，去追寻真理的灵光。怀着“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的信念，玄奘曾一人一马，在戈壁中四天五夜滴水未进，晕倒后苏醒过来，继续坚持西行。沿途各国被玄奘的虔诚所感动而派人护送，但护送者也往往挡不住风沙严寒纷纷死伤或折返。玄奘在那个年代，创造了中国人探险精神的奇迹。
19年后，玄奘回国，共带回大小乘经、律、论梵本520夹、657部，又经过19年的努力，他翻译出经论75部、1335卷。应唐太宗李世民的要求，他口述、弟子辩机记录，形成了《大唐西域记》12卷，详细记述了印度和西域各国的政治、经济、宗教、地理、历史，成为研究古印度和中亚史的重要文献，为丝绸之路的振兴提供了信息。
冯其庸说，玄奘大师对全世界的文化贡献是不可估量的，盛唐是中华古代文化全盛之顶点，玄奘是此时最有成就的中外文化交流使者，他用自己的双足，开创出了一条从中国经西域、波斯，到印度全境的文化之路。同时，他那胸襟开阔、海纳百川的开放胸怀，他那百折不挠、刚猛精进的坚忍风范，他那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爱国精神，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资源。
早在抗战时期，冯其庸就读了《玄奘传》。“1300多年前，玄奘不畏艰难、舍身求法，他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鲁迅先生曾称他是中国人的‘脊梁’。我们子孙后代既要学习他的精神，也应该铭记他所走过的道路。近20年来，我9次到新疆，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调查玄奘取经之路和丝绸之路。”
据学界考证，玄奘取经东归，取道帕米尔高原归国。“我发现不少有关西域的专著都有含糊的地方，这是因为写作者没有亲身调查，如果能一一实地勘查，当能有所收获。”自1986年起，冯其庸先后8次踏上常人难以忍受的高寒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以证实文献研究结论。
1998年8月，冯其庸以76岁的高龄，再次登上帕米尔高原，于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达坂山口，发现玄奘取经回国的山口古道。沿着山口古道，一路的景色与汉唐以来的遗迹，都与《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吻合。在翻阅大量文献资料和翻越5000米的“头痛山”之后，冯其庸写出了《玄奘取经东归入境古道考实》论文，这是以二重证据法考订的迄今为止最具说服力的玄奘行踪文字，确认玄奘东归时经由帕米尔高原的瓦罕通道，通过明铁盖达坂进入今日中国国境。这是玄奘取经归国后1355年对该重要地点的首次确认，轰动了中外学术界。
今年8月初，中央电视台科教节目制作中心和中国玄奘研究中心共同发起主办“玄奘之路”大型文化考察活动，冯其庸是活动的总顾问。“如果不给以明显标示，这个1355年来一直无人确知的地方有可能会被遗忘掉。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记录这个发现，而是让后人把玄奘那种不怕千难万险的精神永远传诵、永远继承下去。”
为此，冯其庸还题了一首诗：
万古昆仑鸟不穿，孤僧杖策拨云烟。
一千三百年前事，凭仗丰碑证旧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