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一个人的品位上升到一定程度，他或她的目光就会转向法国―――他开始喝法国红酒、看法国心理片、读杜拉斯的小说或《罗兰？巴特日记》；她迷恋Chanel香水、LV手袋、Dior时装；他持久地向往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普罗旺斯的熏衣草，渴望去看一看左岸咖啡馆、香榭丽舍大道和卢浮宫里蒙娜丽莎的微笑……
作家王小波生前曾对法国文学大师玛格丽特？杜拉斯推崇备至：“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者是卡尔维诺、君特？格拉斯、莫迪亚诺，还有玛格丽特？杜拉斯”。文学界则认为，杜拉斯与日本的村上春树和中国的张爱玲同为“时尚标志”，她具有富于传奇色彩的经历、惊世骇俗的叛逆性格和与米兰？昆德拉一样响亮的名字。“是一个令当代法国骄傲的作家，和通往法国当代文化的一条重要通道”。
今年是“中法文化年”，杜拉斯和以其为代表的“法国新小说派”、“法国新浪潮电影”再度成为热点。上海作家孙甘露对笔者回忆上世纪80年代“文化黄金时代”时说，“我隐约还记得《情人》的沉醉、《琴声如诉》的怅惘、《痛苦》的复杂、《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的迷思。我也记得那个年代和各种小圈子的和谐氛围”。
据悉，杜拉斯一生创作过40多部小说和10多部剧本。她18岁以前在印度度过。炎热的殖民地、窘迫的家境、偏执的母亲、骄纵的大哥，是她的记忆。1943年，她凭处女作《无耻之徒》步入法国文坛。此后写作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又被拍成电影。1984年，其自传体小说《情人》描写法国女孩与中国少爷之间深沉而无望的爱情，荣获当年龚古尔文学奖，为杜拉斯赢得世界声誉。
翻译家王道乾、王东亮是最早将杜拉斯作品译介到我国的翻译家。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王东亮教授日前对笔者介绍，1984年秋，他在一位法国教授开的“法国女性文学”专题课上知道了杜拉斯代表作品《情人》。从那时起，他就尝试翻译《情人》。其后，在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该作品译本。随着杜拉斯作品译本的增多，他发现，“通过《情人》了解杜拉斯是很不全面的，于是就有意识地译介其他重要作品―――比如《痛苦》。这本书记录了她在‘二战’期间的个人经历以及对战争问题的思考，也记录了她如何等待被关在纳粹集中营的丈夫的归来”。
最近，王东亮再次应邀翻译《劳儿之劫》。“劳儿”是杜拉斯创造的一个最成功的人物，它开启了杜拉斯创作高峰的“印度系列作品”。该系列包括《副领事》、《爱》、《恒河女》、《印度之歌》等。让他高兴的是，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情人》热和90年代的杜拉斯作品热之后，“现在到了沉静下来研究这位作家的阶段。”王东亮介绍，近年来，一些大学的中文系开始深入研究杜拉斯。“北京师范大学今年还通过了一批研究杜拉斯的博士论文”。
今年，除在各地重放《情人》、《广岛之恋》等电影外，法国文化部、外交部还与上海译文出版社、傅雷出版资助计划共同推出“法国文学大师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品系列”首批7本。其中《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广场》和《情人》等3部由王道乾翻译。文化学者赵武平介绍，“王道乾、桂裕芳、谭立德、施康强、王东亮等法语翻译名家联袂出场，让杜拉斯迷们着实品味了一场文学盛宴”。
有评论称，“如果将一部电影定位西方电影从古典时期转为现代时期的里程碑，那无疑就是杜拉斯的《广岛之恋》―――《广岛之恋》以暧昧多义的主题，令人震惊的手法，多纬度地开创了现代电影。”
笔者了解到，上世纪50年代的法国，一批新锐导演挑战一切传统的电影叙事手法，史称“法国新浪潮电影”。与此同时，“左岸派电影”被看作是“新浪潮”的一个分支。当年，个性色彩强烈、表达方式极端的杜拉斯被命名为“法国新小说派”，并与“左岸派”保持密切联系。“法国新小说派”作家强化了电影的文学化风格，让人们在“左岸派电影”与“法国新小说派”作家创作的电影间画了等号。
1959年，杜拉斯就开始发表剧本。1960年，她成为阿伦？雷乃执导的著名电影《广岛之恋》的编剧。其后，她亲自导演了经典影片《恒河女子》和《印度之歌》，在自编自导的电影《卡车》中出镜，与法国著名男星德帕迪厄演对手戏。据悉，电影导演米歇尔？波尔托最想把《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改编成电影。畅游于小说、戏剧和电影三大领域的杜拉斯，渐渐成为“哈法一族”炫耀文化品位的一个怪异符号。
“中法两国文化相契的地方比较多”，作家孙甘露说，“可以说杜拉斯和罗兰？巴特是其中的通道。”“如果有人把谈论杜拉斯当作俗套，我依然想独自品味她和讨论她。”这是热爱电影的网络作家安妮宝贝对她的法国“奶奶辈”同行这样评价。
“杜拉斯热”在我国持续了20多年。近年来，中法文化亮点频仍：张元的处女作《妈妈》获得法国南特电影节评委会奖；曾任法国《电影手册》主编的夏尔岱松1997年亲撰长文评价贾樟柯的《小武》；王小帅不止一次地参加戛纳电影节；贾樟柯“走向戛纳就是胜利”成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的口号；去年，姜文和贾樟柯同时被授予“法兰西骑士勋章”；余华、莫言、苏童、残雪等先锋作家最近不断有法文版作品面世。
在久居法国、对法国文化了解深厚的王东亮看来，理解孕育杜拉斯的法国文化可以从两方面：“在物质生活方面，法国人嗅觉灵敏，讲究品位，注重精致和优雅；在精神生活方面，往往有独到目光，注重创造性，提倡先锋和探索。”王东亮说，“即使在当代，中法两国文化相契的地方也很多。当代法国人乐于追捧当代中国的先锋作家和前卫电影”。“我去法国出差总看见相关海报”，王东亮说，“一些法国朋友聊起这些简直如数家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