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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经典回放•银幕上的抗战”系列专版
本报军事部和新华社解放军分社联合推出
苦菜花:悲情的母亲
2005年08月26日 03:41:09

专题撰写:新华社记者 吴登峰 白瑞雪

  电影档案

  片名:苦菜花

  出品:八一电影制片厂1965年出品

  导演:李昂

  编剧:冯德英

  主演:曲云袁霞王志刚等

   故事回放

  1940年,胶东半岛王官庄地区爆发了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暴动,推翻了日伪政权,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贫农冯大娘的丈夫被地主逼死,大儿子德刚也被迫离家出走。为保卫胜利果实,她支持女儿娟子担任妇救会长,还把二儿子德强送去参加了八路军。在反“扫荡”斗争中,八路军兵工厂奉命转移到王官庄。在转移途中遇到敌人袭击,在兵工厂工作的德刚不幸壮烈牺牲。由于汉奸王柬芝的告密,敌人突袭了王官庄,寻找兵工厂的机器。德刚的未婚妻、区委干部赵星梅被捕后英勇就义。冯大娘机智地将敌人带入地雷区,保护了兵工厂。民兵在追捕暗藏的汉奸王柬芝时,他四处躲藏,偶遇冯大娘。他哀求冯大娘放他一条生路,冯大娘毫不留情地拿起武器处死了这个作恶多端的汉奸。

  摄制故事

  老百姓边看边流泪:真惨,怎么德刚和星梅也不见上一面就牺牲了呢?

  欣赏悲剧,须有坚韧的神经。

  在一系列红色经典影片中,《苦菜花》无疑是一出悲剧中的悲剧,主人公冯大娘几乎经历了人生中所有的不幸。

  冯大娘的丈夫被地主逼死。3年后,村里地下党组织领导村民进行武装暴动,在村里建立起抗日民主政府。偶然间,冯大娘发现,组织上派到村子里的抗日干部赵星梅居然戴着自己送给大儿子德刚的手镯。原来,星梅就是自己的儿媳妇。影片至此,悲苦的气氛一扫而光。地主老财逃走了,儿子、媳妇将要团聚了,观众也不由得替冯大娘高兴:苦日子总算要熬到头了!

  影片中出现了短暂的欢快,可是没多久,更大的悲剧就悄然袭来。德刚在回家前执行的一次任务中,为了保护群众的生命,毅然驾驶燃烧着的车,飞奔向悬崖。德刚的牺牲,碾碎了冯大娘的心。

  还有什么比眼瞅着幸福从指缝间滑过更为悲惨?紧接着,在一次反扫荡中,从外地转移过来的兵工厂由于汉奸王柬芝的告密,而遭到日伪袭击。德刚的未婚妻星梅不幸被捕,她坚贞不屈,英勇就义。冯大娘也不幸被捕,行刑后的小女儿又惨死在自己怀里,她强忍住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引着敌人来到预伏的地雷区,保住了兵工厂。最后,冯大娘拿起枪,打死了汉奸王柬芝。

  影片公映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老百姓边看边流泪:怎么德刚与星梅也没见上一面就牺牲了?太惨了!

  放映队的记录显示,影片在农村放映时,一些经历过敌人残酷扫荡的老年妇女,只要听到银幕上枪声一响,就急忙躲到别处去,等到枪声稀疏了才回来接着看。她们对银幕上的生活太熟悉了,那惨无人道的烧杀掠抢即使在多年后也依然让她们心有余悸。

  一位老贫农写信给剧组说,母亲革命真坚决,儿子、媳妇牺牲了,自己遭了那么多罪,也没倒下!要是别人早就不干了。

  有的观众为冯大娘一家打抱不平:王柬芝的死,处理得太简单了,不解恨。应该开会把他的全部根子都挖出来,然后枪毙。

  更有善良的观众希望导演能够给自己一点安慰:德刚死了吗?有的说是被火烧死了,有的说是被炸药炸死的,有的说是被飞机扫射死的。他赶着车往前跑,会不会在爆炸前跳车逃生了呢?

  ……

  悲剧的氛围是具有穿透力的。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军校读书的我们每个星期都要排着整齐的队伍,去学校操场看露天电影。这部红色经典,则是每个学期必看的影片,最多时半年看了4遍。但每次看到德刚和星梅这对情侣的幸福生活被战争所毁灭,泪水就会在女生的眼睛中打转儿,最后夺眶而出。

  进入21世纪,人们又重拍了电视剧《苦菜花》,“外来妹”陈小艺承担了母亲冯大娘的角色。不过,这个母亲与电影中的母亲相比,有很大不同,一来形象上太年轻漂亮,二来“母亲其实是王家大院的一名使唤丫头,与王柬芝有着密切的联系,年轻时还帮助三少爷王柬芝‘逃婚’……”

  一些电影《苦菜花》的忠实观众觉得接受不了这样的“花边”情节,但小说原作者冯德英却十分宽容,他说,总的来说还是符合原著精神的,不错。

  为了演好织布那场重头戏,曲云到老乡家拜师学艺。可是老乡态度坚决地拒绝了她:“我们一年种点儿棉花不容易,织坏了全家穿什么呀?”

  “影片把主人公置于严峻复杂的斗争漩涡中和民族与个人、生与死的重大抉择面前,挖掘人物复杂的内心和崇高的道德情操。”

  “它描写了‘母亲’怎样由一个勤劳、善良、听凭命运支配的农村妇女,成长为一个端起手中枪、对革命赤胆忠心的自觉战士,从而表明了中华民族的坚忍不拔和巨大的凝聚力。”

  “该片力求真实地再现抗战时期胶东农村的风貌,从人物、画面到音乐,都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曲云饰演的母亲形象,真实、凝重、坚毅,充满丰富而内在的情感力量。”

  ……

  翻一翻上世纪60年代发黄的旧报纸,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苦菜花》都获得好评一片。

  《苦菜花》在香港首映的时间是“五一”劳动节。与它同时上映的,还有邵逸夫拍的娱乐片《四大金刚》,不过《苦菜花》的票房收入远远超过了后者。一夜之间,“冯大娘”曲云红遍香港。

  回忆起拍摄《苦菜花》的前前后后,曲云到今天仍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掉下了眼泪。

  曲云是山东省牟平人,她的家乡离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地不远。在抗日战争期间,这里几乎被日军的“焦土战略”夷为平地。在抗日战争中,曲云当过儿童团团长。那时,上学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曲云记得,村头有棵消息树,在上学时,同学们把书本拿在腿上,只要看到消息树一倒,就准备往山里转移。“那时成天躲鬼子,哪能安心上学呀。”曲云感慨地说。

  1942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老百姓称之为“拉大网”。12月份,鬼子到曲云所在的村子扫荡,曲云和家人躲到了山里。天真冷,曲云看到山头上到处是火光。鬼子往往把机枪架在暗处,曲云听见机枪突突地一响,看见自己的表哥被子弹从前胸打进去,后背就开了花。日本人扫荡结束后,曲云回到村里,看见日本人在离开时把村里所有的房子都烧了,自己家藏在屋顶上的粮食也被烧个精光。“是党挨家挨户动员乡亲们捐献地瓜干帮助我们度过了那个冬天。”曲云说。

  虽然生活十分艰苦,但受到会吹唢呐的父亲的启蒙,曲云自小就十分喜爱表演,十来岁就在“举大缸”、“锁不住的箱子”等地方戏中扮演“老娘”角色。

  “老太太的角色,很多人不愿意演,只要被分配到这个角色就哭。可是没有党,我早就饿死了,党叫干啥就干啥,我就把‘老太太’角色包下了。”也正因为如此,曲云获得了“银幕第一老大娘”的称号。

  听说八一厂要拍摄《苦菜花》,曲云立刻找来了小说看了一遍,发现小说里的生活自己都经历过。她找到导演李昂说:“让我试试吧。”

  织布的那个场景,是《苦菜花》的重头戏之一。导演要求说,母亲织布一定要比儿媳妇熟练。于是,曲云白天拍完雪景戏后,就到食堂里抓两个馒头,走三里夜路赶到老乡家学织布。昆嵛山狼多,曲云听说狼怕光,就一路上晃动着手电筒。一次,她听见身后有动静,毛骨悚然,一跑,还把手给摔伤了。

  但老乡却把这位求学者拒之门外。老乡说,我们一年种点儿棉花不容易,织坏了全家穿什么呀?曲云一个劲儿地说好话。最后,看老乡态度坚决,就试探着说:“那我在旁边看看行吗?”就这样,老乡收下了这个学生。为了赢得老乡的好感,曲云帮老乡家挑水做饭、磨面,终于感动了对方,同意曲云上机“实习”。“你可千万别把梭子弄坏了,线头弄断了。”老乡千叮咛万嘱咐。

  就在这个老乡家,曲云先后织出了三丈多布。结束拍摄时,曲云对自己的师傅说,到时您看电影,看我织得像不像。老乡说:“那还能不像?没你,儿子都穿不上新衣服了。”

  为了演好冯大娘开枪的那场戏,曲云到部队练习打枪,不到一个星期,居然打出了个三级运动员证书。曲云说,我就是有韧劲,认真,遇到事情爱琢磨。

  后来,《苦菜花》被定为样板戏参考片。一贯挑剔的江青看了后,说,演得好,有生活。

  故人故地

  山东妇女的发髻上,多插着如同小匕首般的发卡。遇到日本鬼子时,有人就用这把发卡狠命地插向扑过来的鬼子,力气用尽时就把它倒转过来,插入自己的胸膛,用来捍卫生命的尊严。

  今年5月,记者驱车在齐鲁大地上,寻找着可能健在的“冯大娘”。

  60多年前的胶东半岛,是日军“扫荡”最为残酷的一个地方。为了彻底摧毁胶东抗日军民的抗战意志,鬼子在这里实行惨无人道的“焦土战略”,原本富饶的齐鲁大地一时赤土千里。那个时候,许多青壮年都投奔八路打鬼子去了,村子里往往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小孩。但就是留在家里的这些妇孺,也用自己柔弱的生命,抗击着日本人的侵略。

  当地的文史研究人员告诉我们,山东妇女的发髻上,多插着如同小匕首般的发卡。遇到日本鬼子时,有人就用这把发卡狠命地插向扑过来的鬼子,力气用尽时就把它倒转过来,插入自己的胸膛,用来捍卫生命的尊严。

  可是,我们始终没能在胶东半岛找到健在的和“冯大娘”相似的革命母亲。实际上,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块不屈的土地上,像冯大娘这样的母亲太多了。她们战胜了凶残的敌人,却没能够抗拒岁月的流逝。

  在青岛,记者见到了《苦菜花》小说的作者和电影编剧冯德英。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从小便常常听说的冯德英竟只有70岁,而他本人看上去比这个岁数更年轻。

  1955年,冯德英写出《苦菜花》初稿,1958年小说出版,年仅23岁的他一夜成名。

  冯德英告诉记者,其实《苦菜花》中冯大娘的原型,正是他的母亲,“更确切地说,冯大娘是包括我母亲在内的许许多多革命母亲的缩影。”

  “七七事变”后,被军阀韩复榘抓捕的共产党员回到胶东领导暴动,成立了抗日根据地。冯德英的大姐、大姐夫、哥哥都是地下党员,他们家是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庭。在子女的影响下,冯德英的母亲也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抗日斗争。

  冯德英的家,被敌人咬牙切齿地称为共产党的“干部窝”,八路军干部战士则亲切地称之为“招待所”。年幼的冯德英,能够充分感受到母亲对革命的热爱,对革命事业的忘我奉献。他记得,家里常常住满了八路军的伤员病号以及逃难的妇女。为了照顾伤病员,母亲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小女儿,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细粮也给了伤病员。由于饥饿,小妹妹不久就因病夭折了。

  冯德英的小学校长忍受不了抗日斗争残酷的环境,在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下变节投敌了。在汉奸的帮助下,日本鬼子反复在冯德英的家乡扫荡。为了掩护伤病员,老乡们常在他们的脸上抹上锅灰。一个冬天的早晨,日伪军突袭了冯德英家的村庄,在邻居家里搜出了一个女八路。尽管老乡把她打扮成了一个农妇,但她还是被自己的西北口音暴露了。“这个女八路是穿着大褂,唱着歌就义的。”冯德英回忆说。

  冯德英的姑姑被活埋了,而自己家里借钱买的毛驴也被日本人牵走了。冯德英与母亲带着地瓜干和棒子面,逃到一个离海边只有五六十里的地方,战战兢兢地躲在一个草垛子里。

  透过草缝,冯德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十几个妇女被禽兽们强奸了。冯德英被吓哭了,可还没出声,母亲就迅速地捂住了他的嘴,用手蒙住了他的眼睛。

  1945年,抗战终于胜利了。喜讯传来时,冯德英想到的却是:“终于可以不用‘跑扫荡’了。”

  冯德英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行影相随,母亲的行为、母亲的眼泪、母亲的欢笑、母亲的爱、母亲的恨……都深刻地影响着冯德英。18岁的冯德英为了纪念母亲,写了一篇四五万字的文章,悄悄地给朋友看。

  “他们说非常感人。我受到了鼓舞,坚定了要创作一部反映革命母亲的长篇小说的信心。”为此,冯德英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学知识。

  怕别人笑话自己,冯德英每天都在熄灯后,才悄悄地来到办公室,在电报废纸上构思自己的长篇小说,经常一写就到半夜两三点。面对同事的疑问,冯德英羞赧地说,自己是在备课,要时常加班。

  小说的初稿一直写了3年,开始的书名叫《母亲》。冯德英把它工整地誊写到信纸上,把一大包稿子寄到了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并附上了一篇给部长陈沂的信,大意是说自己是某部队一个19岁的排级干部,共青团员,利用工作之余写了一本小说,自知水平很低,达不到出版要求,只求能得到有关部门指教……

  稿子寄出后,冯德英把草稿锁在了宿舍的皮箱里,忐忑不安地等待回信。没想到,因为自己替别人打抱不平,冯德英晚上在办公室写东西的行为被揭发了。好在领导把他的错误定性为:“虽然好高骛远……但出身于革命的家庭”,冯德英幸运地躲过一劫。

  没多久,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就给冯德英回了信。

  “当时,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主编陈裴琴说,高尔基的小说叫‘母亲’了,你的书名能不能不叫‘母亲’?当然,没有更好的题目也行。苏联有他们的‘母亲’,我们也有自己的‘母亲’……”冯德英回忆说,“最后我想了想,还是用‘苦菜花’作书名吧,对于苦菜花,贫苦的人太熟悉了。”

  这是冯德英的处女作,也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200万本图书刚一上架,就被抢购一空。一时间,《苦菜花》洛阳纸贵。

  冯德英拿到了第一笔稿费:8000元。这在1000元钱就可以买一辆拖拉机的那个年代无疑是一笔巨款。冯德英把稿费捐了一部分给家乡―――胶东昆嵛山的烈属。并且在1959年秋表示,以后的版权费都不要了。

  196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冯德英去做一个针对苏联听众的谈话节目,内容主要是回答苏联读者有关《苦菜花》的问题。节目中,许多苏联听众都说,《苦菜花》中的母亲就像高尔基书中的母亲一样伟大。1990年,冯德英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苏与一位汉学家相会时,那位汉学家也谈到苏联人把《苦菜花》里的母亲和高尔基的《母亲》相类比的情形……

  “生活中的母亲,尤其是革命的母亲,中外都是相似的,她们是人们歌颂的永恒主题。”冯德英说。然而,让他感到自责的是,直到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母亲的大名―――曹文琳,此前他只知道母亲的小名―――寻子。

  “母亲是累死的,去世前身体已经完全崩溃了。”冯德英的母亲于1946年去世,革命一生的她没能看到新中国的诞生。在冯德英的印象中,母亲从没穿过一件带颜色的衣服,所以有人说小说中的冯大娘虽然只有39岁,但一出场就像老太婆。“母亲下葬的时候,村里县里的干部都来了,他们说,大娘苦了一辈子,让她穿着一身鲜艳的衣服走吧。”

  留声机

  “《苦菜花》在农村放映时,也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个别经历过敌人残酷扫荡的老年妇女,看后有害怕的表示。有的在影片放到打仗的地方就躲到别处去,等打完了再回来看;有的看到‘母亲’入狱时就走开了。这虽然是极个别的现象,但它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思想情绪,说明人民中还有害怕斗争和牺牲的人。”

  ―――当年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电影调查组在对《苦菜花》放映情况的调查材料中写道。

  “这部影片里的日本鬼子真横,没把咱中国人当人看待。那时候,咱村里也一样,你们年轻没赶上。离咱村二三里路的龙湾屯就设了炮楼,鬼于经常强迫老乡们到那儿去开会,如果去晚了,就叫你‘四腿’落地,还使大皮靴往你身上踩。”

  ―――1965年,北京市顺义区焦庄户民兵座谈《苦菜花》时,老民兵韩德全发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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