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艺术家健康告急，生命告急。近日高秀敏过早离世，傅彪病重。此前，古月突然病故，陈逸飞操劳至死，刘炳森盛年早逝。一连串的噩耗传来，引发全社会的关注与思考。如果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定的中年界限―――45岁至65岁的话，许多艺术家皆可谓英年早逝，让人扼腕叹息。有人说，100年前的过劳死者是苦力， 50年前的过劳死者是劳模，而今天的过劳死者是艺术家！

　 生命个体的健康的最大责任人是自己。多年以来，我们的传统文化观念里，有一种无视生命健康的倾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肉身经此折磨，无需大任在肩，先就得了抑郁症、腰椎间盘突出或是胃下垂，离“光荣”不远了。

　 也有一种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忍辱负重”的说辞，光忍辱还不成，还要负重。这种残酷的身心打击也并非基于健康意识。为什么不让小人、坏人、懒人去忍辱负重呢？那样的话，不是更加公正、合理吗？

　 让我们回到中年艺术家的健康危机话题上来。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在他的获奖诗篇《体育颂》里说道：“为人类的日新月异，身体和精神的改善应同时做起―――不要相信忽视肉体的精神，也不要信赖摧毁健康的进步。健康的工作，健康的劳动，健康的创造，理应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基本生活态度和行为习惯”。罗丹说，“艺术是教给人们真诚的一门功课”，艺术何尝不是教给人们健康的一种娱乐？

　 据人类学家统计，从事脑力劳动的文艺家、文化人的寿命，要比体力劳动者的寿命更长。歌德活了80多岁，卓别林也活了80多岁，冰心在99岁时仙逝，巴金100岁了还健在。托尔斯泰要是不在风雪夜离家出走，海明威要是不拿猎枪瞄准自己，也将是健康的耄耋老人。死神仿佛不敢对文艺家轻易去叩门。因为文学、艺术、学术之事，需要有潜心钻研、苦心孤诣、精心创作、静心养气的功夫，皆需“寄希望于自然”的澹定从容的品质，以及默然冥想、蓦然醒悟、恍然得道的理性思维―――这些静谧幽微的内省、内敛、内化的修养和陶冶的过程，正是养生家与医学家所力倡的健身强体的健身之法与人生境界。

　 然而无奈的是，如今的社会生存竞争空前加剧，市场经济的名利场也空前繁荣，物质的欲求漩涡无处不在。生活节奏的加快使人犹如整日颠簸在嘉年华的过山车上。尤其是使许多身处光怪陆离、浮华躁动的名利场、演艺圈的艺术家们更加身不由己！更有甚者，这些艺术家除了自身的工作以外，实际上还负担着大量的社会活动，没有片刻时间停歇下来。而事业功名是永动机、红舞鞋！

　 演员邬君梅从好莱坞到内地拍电影《美人依旧》的时候，每天凌晨一点多收工，当日凌晨六点再起来化妆拍片，因为要“赶进度”。她最大的愿望是“建立一个演员工会”。她说，内地许多演员在长期睡眠不足的情况下创作，简直是卖命！这样对演员的身心健康和对整个影片的质量只能起到长远的负面作用。而好莱坞的演员工会就会将演员的健康放在第一位。据说，陈凯歌在好莱坞拍《温柔地杀我》时发现，当地的演员工会专门安排演员好好吃饭和喝下午茶，而在国内，往往在片场吃饭时一个盒饭就解决了。

　 人们不能想像写《围城》时每天只写500字就收笔的钱钟书会得过劳症，也不会想像主张“喜欢一只蛋，何必要见下蛋的老母鸡”的作家会身心俱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不会得心梗，而“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诗人也不易患血压高。没有人会相信沈从文因为社交应酬而拖垮身体，也没有人能设想啖粥的曹雪芹会患上脂肪肝。

　 让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对生命资源的最大浪费。对于生命与健康的尊重，选择权和支配权全在自己。一个没有健康意识的人就是蒙昧人。长江、大河尚且有平缓、安闲的流段，为着湍急与迅猛而积蓄力量，何况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