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需要基督精神。”当这话出自一位以理性著称的中国经济学家之口，并且在网络上广为传播时，一切显得饶有意味。

　 他的名字叫赵晓，不久前刚被南方一家人物杂志评为“我们时代的青年领袖”。

　 引发赵晓这番宏论的，是发生在珠江湾轰动一时的“阿星事件”：一个原本老实的底层民工，挥刀砍死了企业主管。

　 最令赵晓震惊的，是阿星的陈述：“我们那边的人是这样，有的被抓起来了，枪毙了，或者判了徒刑，只要他给家里留下一些钱，10万或20万，家里都不会难过很久的。”

　 阿星的许多同乡，进城后纷纷加入了当地一个恶名昭著的“砍手党”组织。他们不愿忍受严酷的打工生活和生存环境，却把仇恨发泄在了无辜市民身上。尽管阿星一再拒绝这个组织的诱惑，但最终还是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此事引发了赵晓的深思：除了“严打”，除了改变目前的贫富差距，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减少像阿星这样的犯罪？他的建议是：让中国人懂得并学习基督的“无条件的爱”。

　 几年前，赵晓已是颇为活跃的宏观经济学者。1997年，他和经济学家易纲合作，在国内一再提出通货紧缩的预警，直接推动了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出台。后来，他又参与过对富豪原罪、对冲基金、民营经济改革、银行改革的热点讨论。而眼下，他最关注的问题已从经济学转为经济伦理学研究―――“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

　 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究竟有哪些缺陷和不足？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成功的“基础设施”在哪里？2002年，当赵晓带着这些疑问考察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时，他还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者。

　 “我那时觉得，市场可以自动地解决一切问题，只要体制和操作上按市场经济模式改了，一切可迎刃而解”。他当时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官员。在他眼里，市场经济是一只漂亮的、美味的苹果。

　 赵晓站在哈佛广场上，环顾四周，这个“屁大的广场”方圆200米内，竟然有3座教堂。他后来又到了伊利诺斯州的一个小城市，每到周日，人们不是去教堂，就是刚从教堂回来。他在美国看到的最多的建筑，竟然是教堂。

　 他忽然想到：教堂和美国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教堂的功用是什么？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无教堂的市场经济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于是，他拜访的名单里，不仅有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这样的经济部门，又增加了波士顿神学院这样的宗教机构。而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他找到了答案：支撑资本主义经济的是资本主义精神，而资本主义精神又是建立在新教伦理基础之上。

　 赵晓忽然意识到：美国与中国市场经济最大的差异在于，美国有教堂，而中国没有教堂。教堂或传统文化，可以导引出市场伦理，这对于市场经济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这次访美的结果，赵晓写出了他的代表作《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他努力表达他的理解：市场经济能叫人不偷懒，却不能叫人不撒谎，也不能叫人不害人。市场的博弈可以降低撒谎人的行为，法律的严厉惩罚也有利于交易行为的规范，但如果都靠这些，市场经济运行的成本将会很高，甚至高到难于运行的地步。凡是缺乏自我约束，完全靠外部高压来运作的市场经济一定是最贵的市场经济。而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西方市场伦理，恰恰是一种自发的道德约束，能够降低市场经济的运行成本。

　 这当然只是市场伦理的一角。在与记者的交流中，赵晓介绍了市场伦理与市场经济的诸多密切关系：市场经济起源于市场伦理；市场成熟的动力机制取决于市场伦理；市场经济的低成本运行有赖于市场伦理；企业的做大最终取决于市场伦理；社会和谐与顺利转型与市场伦理有关；中国的财富保障有赖于市场伦理……

　 让他特别高兴的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

　 他直言批评中国的经济学启蒙：“只宣扬一些市场经济的思想，但对市场经济的来源、文化背景、复杂的制度背景都不介绍。最后，简单地把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变成了‘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然后社会就可以达成最优’”。

　 国内的经济学启蒙教材，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也是对赵晓影响最大的经济学著作之一。时至今日，“每次翻阅，都有收获，有一种没有尽头的感觉。”

　 “可惜的是，中国人大多只知道《国富论》，却不知道《道德情操论》，这绝对是中国经济学启蒙的一个大失误。”赵晓忍不住叹气。他回想起读《国富论》初版时，封面上赫然印着《道德情操论》作者亚当？斯密著。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构建了一套基于利己主义的经济科学体系，但在另一部名著《道德情操论》中，他从同情心出发，论述和肯定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很多人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国富论》使亚当？斯密成为赫赫有名的经济学家的话，他也必因《道德情操论》而名垂千古。

　 在赵晓看来，只提《国富论》而不提《道德情操论》，等于只提倡功利主义。这绝不是好的经济学启蒙。市场经济这个“苹果”，表面上是价格、交易；而实际上，里层是权力交易，是宪政这棵“苹果树”，至于相应的伦理，则是长出“苹果树”的那颗“种子”。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总是把社会问题归结为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归结为人们所看得到的显性的制度，但其实所有的法律制度（以及各种显性制度）都是建立在文化之上的。制度是冰尖，文化才是下面的冰山。”

　 他多次撰文指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基本上是经济改革单兵突进，而法律规范遥遥跟在后边，至于文化覆盖下的潜规则，至于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则明显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转型中“最短的板”，并制约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成熟。

　 他一直关注着这种滞后显现的种种恶果：在市场上，各种各样的坑蒙拐骗无所不在：毒大米、毒酒，毒辣椒、毒药；从股份公司做假账到基金黑幕：从私人老板对打工仔赖账到部门经理带领部下集体“跳槽”。为追逐金钱，不择手段的“原罪”行为已在很大程度上玷污了市场经济的声誉。

　 赵晓断言：如果这就是市场经济，那么它决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也决不会是一个结出硕果的市场经济，只能是一个你骗我我骗你，你害我我害你的市场经济，其运行效率不可能很高。

　 “由经济转型到政治转型，再到伦理转型，这每一步都同样重要。我们不能只要苹果，不要苹果树。”他不停地呼吁建立“财富伦理”。他甚至盼望着，若干年后人们称呼他“赵伦理”，就像当年称吴敬琏“吴市场”一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何帆，回忆起2002年与赵晓一同参加浙江卫视《财富人生》节目。“他那时刚从美国回来，就像个传教士，一路大谈‘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他的观点是：基督教让人向善，教人敬畏，有助于诚信的建立。而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便是，穷人仇富，富人洋洋自得，政府又不信任富人，这种缺乏财富伦理、缺乏虔诚信仰的市场经济迟早要出问题”。

　 何帆形容赵晓是“经济学家的公牛闯进了浙江卫视的瓷器店”。第一个谈话对手是吉利汽车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他“态度倨傲，反应奇快，狡猾得像只狐狸，而且对赵晓的财富伦理话题一点也不感兴趣”。事先做了充分准备的赵晓，就好像《笑傲江湖》里的秃笔翁遇到了令狐冲，使出了得意招数，却遇上了一个根本不接招的对手。

　 现如今，赵晓的辩论功夫修炼得大有所成。一位北大校友回忆说，去年冬天，他和赵晓共进晚餐后散步回家，路上延续晚餐时的争辩，从基因中包含的信息到埃及的考古发现，无不为赵晓所用。结果他在赵晓家楼下路边冻到深夜12点，导致感冒，许久才愈。

　 一位北大的女博士后干脆说，“永远不要试图说服他，赵晓的嘴属北京烤鸭型的！”

　 善辩并不意味着孤傲。一些熟识的记者对他的评价是“平易”―――尽管这个留着平头、戴着金边眼睛的小个子，常常婉拒采访。

　 与赵晓“哥们儿”相称的一位资深财经媒体记者感慨：“赵晓天生不说玄奥难懂的话，即使谈银行美元乃至宏观体制的沉闷问题，他都能举出不少生活例子，现身说法，虽然不一定每次都逻辑严密，但对媒体来说，这样善于替读者考虑的专家是最受欢迎的。”

　 赵晓的文章也同样通俗易懂。他用经济学理论解释生活中的各种现象，这些有趣的小文章常常被各种通俗读物，比如《读者》之类的转载，这让赵晓很开心。

　 赵晓常被邀请参加各种论坛，和官员、富人们高谈阔论。但他其实更喜欢书斋，他形容自己是个“书呆子”，所以才会更喜欢研究部门的工作。他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各地做调查。每到一地讲学，他都要求当地提供一个调查的机会。因为“我更愿意做一个草根经济学家”。

　 两岁时，赵晓随父母下放到农村，6岁放羊，自己赚上学的工分。至今，他的很多亲戚仍在乡村生活。有一年中秋节，赵晓去广东东莞看望在那打工的亲侄子。“他半夜才下班回来，没有吃的，泡包方便面，瘦得皮包骨头”。正因为来自“草根”，赵晓格外关注阿星这样的底层人物。有人劝赵晓，谈论宗教信仰不太好，但他还是坚持宣传“市场伦理”、“财富伦理”。他的理由是：学者最重要的，是给社会提供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