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人，历史学家、外交家。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先后任教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1935年始，以非国民党党员的学者身份从政，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救济总署署长等职。

　 大大有名的李敖，在人们印象中几乎“无人不骂”，却对一个公众记忆之外 的人物大加推崇。在他看来，此人“所要求于知识界的，是动态、是入世、是事业、是实物，是书本以外、是主义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议’以外，是与小百姓同一呼吸”，所以，“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要求于中国知识阶级的真精神”。

　 民国人物中，蒋廷黻引人注目，因他自有一种精神，有一股“劲儿”。

　 曾在联合国共过事的澳洲外交官这样形容蒋廷黻：“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不复杂的人。他像一头牛，充满着笨劲，一直往前冲，眼睛只往前看，这使他能够排除万难而达到他的目标。这是他的可爱之处，也是他成功之处。”

　 学者许纪霖因此借用一则西谚，形容蒋廷黻为“瓷器店中的猛牛”。

　 一个研究历史的名教授、一个穿梭国际的外交家，却被形容为“一头充满着笨劲的猛牛”。单凭这一点，蒋廷黻也算得上与众不同了。

　 猛牛闯进瓷器店，瓷器易碎，然而民国官场的“潜规则”却着实牢固着呢。进入政府之初，蒋廷黻研究了政府部门的结构，结果吃惊地发现，机构臃肿摩擦的现象之严重，大大影响了行政效率。蒋介石要他尽快拿出改革建议，他兴冲冲地拟了一份精简机构的方案，却遭到有关部门官僚和党内政客的激烈反对。

　 他还按照西方政治的规则，提出官员必须以实名申报财产，但到处游说，无人响应。

　 如此书生意气地触犯众怒，不久，力邀他入阁的蒋介石也只能下手谕，把他调离岗位。

　 蒋廷黻认定中国知识分子太爱惜羽毛，不肯牺牲自己的清誉。对此他甚至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我国几千年来最无贡献的阶级是士大夫。我心发火的时候，不免要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鼓掌”。

　 为了公务，他甚至经常尖锐地向同僚和朋友发难。朋友们只能连连摇头：“廷黻的湖南脾气又发作了！”

　 他的传记作者说他的性格过于天真、狷介，他像典型的知识分子一样，将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他看得起的，另一种是他看不起的。对于前者，比如胡适、翁文灏等，他可以与他们争得脸红耳赤，但因为尊重他们，才与他们认真。而对于后者，他会很不礼貌地板起面孔一声不响，最后毫无表情地起身送客。

　 蒋廷黻治学，“劲儿”也不小。今人评价：自20世纪初至今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员已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出版的各种著作也可谓汗牛充栋，但真正可成为传世之作的却很稀少。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仅5万余字，却可谓字字珠玑，堪称“这座偌大著作堆垒成的金字塔”的塔尖。

　 当今史学大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何炳棣出身清华，他认为，当年的清华历史系在蒋廷黻领导下，隐约形成了一种学派，这是与清华国学院的王国维、陈寅恪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清华学派：重分析、重综合、重对历史的整体理解。蒋廷黻本人就是这一学派的身体力行者。

　 何先生感叹：你看一本薄薄的《中国近代史》，将史料都吃透了，融合在他对历史的独特看法之中。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几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小册子的分量。“什么叫经典？这才是经典。”

　 1949年后，蒋廷黻继续出任台湾国民党政府“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大使”等职，因此在大陆成为一个被非议、被淡忘的人物。他的《中国近代史》，也因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合而被排斥。

　 近年，有人开始关注蒋廷黻，因他既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又是“民国以来学者从政中最有成就的一位”。

　 蒋廷黻晚年，故交李济曾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他没有正面作答，而是以惯熟的“外交辞令”反问道：“济之，现在到底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