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赵丹的印象源自银幕，也源自他在“文革”期间写于狱中的检讨文字。

　 很遗憾，赵丹没来得及写一本完整的回忆录。他去世时，中国还不时兴个人写自述和回忆录，不然，以他的经历与交际，以他的才气和文笔，他该会写出一本丰富而精彩的回忆录。一次，黄宗英在给我的信中写道：“阿丹生前曾说：‘我以后写 回忆录，一定写真真实实的自己和身边的人，决不拔高’。”我相信这一点，在经过“文革”肉体与精神的痛苦折磨后，赵丹已显得大彻大悟，已经开始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现实，思考历史。还记得，他去世之前发表的关于文艺创作的一篇文章，曾带给人们多少震撼。如果假以时日，相信他会写出一本真实的回忆录。遗憾的是，1980年他就去世了。

　 赵丹说过一句话：“一个艺术家，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给人们以真，以美，以幸福！”其实，还可以再加上一句：“给历史以沉思。”

　 有一次黄宗英对我说：“赵丹真的天生是个好演员，这辈子最想做的就是演电影。但最痛苦的也是很久没有戏演。”

　 赵丹最后一个准备扮演的角色是周恩来。“文革”刚结束，1977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汪洋请他演《大河奔流》里的周恩来。试妆后走在厂区，见到他的人都震住了。他自己看到试片也吃惊竟然这么像。不知何故，他突然被换了下来。

　 赵丹也很想演鲁迅。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总说要拍鲁迅传记片。赵丹试过妆，拍过造型像。他沉浸其中，模仿鲁迅一举一动。孩子们回忆，有段时间，他在家里就摆出鲁迅的样子。他留下几张当时拍摄的造型像，看上去真的很像。电影《鲁迅》最终没有拍成。幸好没拍，在鲁迅总是被片面拔高、肆意曲解和利用的日子里，不敢想像出现在银幕上的鲁迅会被演绎成什么样子。演技再高，赵丹又岂能摆脱束缚与局限？

　 几年前，黄宗英交给我一大包材料，主要是赵丹“文革”时写于监狱的交代文字。她说：“这些东西你拿去，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你知道怎么用它们。”接过来，很沉。手上，心里，都很沉。

　 不愿相信，这位中国电影史上最为出色的天才演员，几年里，每天被迫做的事情，就是反反复复地交代往事，自我批判，自我贬斥。他多么向往银幕，向往在一个个艺术形象中体现自己的价值。他的艺术正值旺盛期，正是收获时节，可是他却不得不将生命消耗在一页页自我践踏的交代中。

　 读赵丹的交代文字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尤其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有时他甚至还不得不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自己。在这样的交代的字里行间呈现出来的，不再是一个光彩夺目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而只是一个委琐、屈辱、无奈的囚犯。在高压之下，只能把自己人生的一幅幅画面，涂抹上丑陋的色彩，惟有如此，才能表现出被改造者的真诚。在当时处境下，在那个年代里，与赵丹有着同样命运遭际的人，又有几人能摆脱这样的无奈与尴尬？

　 二十多年前，我在上海念书，时而和同学一起骑车从复旦大学到城里看“内部电影”。记得有一次是到北京东路上的黄浦剧场看赵丹主演的《武训传》。后来才知道，黄浦剧场即上世纪30年代的金城大戏院，赵丹当年在这里与蓝苹联袂出演易卜生的《娜拉》，一炮打响，崭露头角。

　 “我要是政治觉悟高，早就发觉她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的话，早就把她揪出来，拼个你死我活不可了！”这是赵丹的一份检讨书中的最后一句。他走笔至此，是否想到了远逝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