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馆一层圆厅里 ，一个有着黄色挑染头发、学生模样的男孩，对着展柜里的画作，狐疑地问同伴：“张志新是谁？”

　 画面上出现的，可能是对他的生活经验而言完全陌生的场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武斗，手摇“红宝书”的疯狂人群，头顶高帽、胸前吊着砖头的人在游街，“现行反革命犯”的字眼……

　 这是一组本应在1979年10月出版发行的连环画作品，然而26年后的2005年8月23日，它才第一次真正面对公众。如果说，一本连环画也有命运，它的命运要怎样描述呢？它本应被上百万人传阅，被人们放在枕边、放在书包里，在图书馆里被翻烂，被眼泪打湿，激荡起人们胸中的怒火和悲哀……而现在，被摆放在国家美术馆宽敞明亮的展厅里，人们静静从它身边走过。

　 26年的物移时异、时空变幻之间，观众和社会已经不复是当年模样，第一作者刘宇廉已经在1997年病逝；甚至，这组连环画的主人公“张志新”，都已经变成了一个需要解释的名词。

　 “该审判的，是勇敢的思索，还是思想的禁锢”

　 8月23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展的刘宇廉作品展上，这组14幅的连环画《张志新》，并没有被摆放在特别显眼的位置。对作者而言，他后来的作品《黄河》、《九色鹿》和早期的《伤痕》、《枫》，知名度和影响度都要远远大于这组从未公开发表的《张志新》。

　 不过，不少观众还是在这组作品前放慢了脚步，停下来，仔细读展柜里的这首小诗，这是当年刘宇廉为连环画《张志新》所做的文字说明―――

　 “你曾经一腔激情，投入那史无前例的岁月

　 热烈和真诚，像沸腾的整个中国

　 可是你

　 你怀疑了……

　 你为那空前的浩劫痛哭

　 谁都能有几种选择，或抗争 或趋附 或投书

　 或是无声的愤怒，死一般的沉默

　 你却选择了呐喊的真理

　 面对着全国共讨，全党共诛

　 人民的监狱里，囚禁着人民的儿女

　 因为你，说出了勇敢的真理

　 民主的旗帜下，扼杀了民主的声音

　 因为你认清了虚伪的“高举”

　 该审判的，是勇敢的思索 还是思想的禁锢

　 真有罪的，是你 还是现代的封建主义

　 你坚持了 承受着黑暗 压迫 凌辱

　 你坚持了 面对着二千年的恶势力 现代化的奴隶主

　 要革命吗 你就应当是强者

　 要革命吗 你就必须是强者

　 卑却而残忍的扼杀

　 不能扼杀强者的声音

　 这不是你的屈辱，却是我们民族历史的屈辱

　 这恰是你的光荣 我们民族的惨痛的光荣

　 你倒在 血一般殷红的旗帜下

　 你倒在 旗一般殷红的血泊里

　 你牺牲在新中国的祭坛上

　 供奉给明天的共产主义”

　 197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敢为真理而斗争》的长篇报道，介绍张志新事迹。之后，光明日报从6月5日开始，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相继刊发了《一份血写的报告》、《走向永生的足迹》、《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等报道，披露了张志新因为思想而获罪，以及在狱中所受的非人待遇，包括因为怕她喊“反动口号”，在行刑前割断她喉管的细节。一时间，举国震惊。“张志新”在人们心中成为坚持真理、反抗强权的代名词。

　 诗人们写下如潮的诗歌纪念她：“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韩瀚：《重量》）

　 “法律呵，怎么变得这样苍白，苍白得像废纸一方；正义呵，怎么变得这样软弱，软弱得无处伸张！”（雷抒雁：《小草在歌唱》）

　 “一枝无产阶级专政牌号的枪，对准了一个女共产党员的胸口！……中国的良心啊，岂能忍受这种奇耻大辱，清明雨，洗不净不清明的时候―――野心取代了良心，兽性代替了人性，权力枪毙了法律，暴政绞杀了自由……”（熊光炯：《枪口，对准了中国的良心》）

　 就在这个纪念的浪潮刚刚涌起时，当很多细节还尚未见诸报端、广为人知的时候，刘宇廉、李斌、陈宜民就已经接到《连环画报》编辑部的约稿，并从哈尔滨出发，前往关押张志新的辽宁盘锦监狱调查采访。

　 1979年7月24日，李斌在写给好友沈嘉蔚的信中提到正在创作中的《张志新》：“我们初步打算画成14幅，大都采用历史照片和画结合的方法，企图引起回忆与思考。”“这次要比上两套压力大得多，必须在8月20日之前交稿，因为已经定于10月号发彩页。”

　 他还专门问：“我们这次采用照片剪贴的方法，需要洗成棕、蓝、红、绿等颜色，不知沈阳能否买到洗蓝、绿、红色的药？如好买，各买两袋速寄来。”

　 他们几人都是黑龙江兵团的画友，当时分别在黑龙江省美协、哈尔滨市美协和沈阳军区搞创作。

　 这封信收录在新近出版的《刘宇廉文丛》里。不过，到了今天，李斌和沈嘉蔚两人谁也想不起来，那些需要的药水，后来究竟是不是由沈嘉蔚买到的。

　 出发前，李斌打着省美协创作员的招牌，去省委宣传部开介绍信，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人家说得很明白：“我们不管这种事。”火暴脾气的李斌也很生气，大声质问：“你们就是这么为党员服务的吗？”

　 结果他刚刚回到文联，就有办公室的人好意提醒他：“你造反怎么都造到宣传部去了。”原来，他人还没回来，那边的“告状”电话已经打过来了。

　 介绍信的问题，据陈宜民回忆，后来是由《连环画报》编辑部出面从北京中央某部开出来的，介绍他们三人去“搜集创作素材”，这才得以解决。

　 在这之前，由刘宇廉、李斌、陈宜民三人根据卢新华小说创作的连环画《伤痕》，已经引起了巨大反响。而他们还不知道，由他们三人合作、即将在《连环画报》8月号上刊登的《枫》，将引起更大的反响，以及轩然大波，使这份当时发行量超过100万份的杂志，几乎面临了一场灭顶之灾。

　 “如果不把这些画出来，如果不把我们自己胸里的这口气吐出来，恐怕我们自己就要被憋死了”

　 凭着北京的介绍信，他们在辽宁又换到了省公安厅开给盘锦监狱的介绍信。

　 “当时的盘锦监狱，就像后来开放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过张志新的牢房被开辟出来，还有专人负责接待。”李斌还记得，当时和他们一起参观的就有好几拨儿人。

　 “我记得，房间不太大，靠墙有一排炕，屋顶很高，仰起头才能看见一个小小的窗户，人在里面有种窒息感。”李斌回忆。他们看到的，还是张志新和其他犯人关在一起时的牢房，后来她被单独关押的小房间不允许参观。

　 画面上，牢房内张志新被一群犯人殴打，线条粗乱错杂。近景是牢门外，一个身穿公安制服的女警叉手而立，静静观望的背影。

　 这幅画的内容就来自管理员的证实，张志新确实在狱中被打，头发几乎被拔光。

　 听管理员讲，张志新在狱中拿到离婚协议书的那天，哭了整整一夜。这个细节，后来成了这组画中的另一幅：背景是真实的张志新的家庭照片和生活照片，主体是戴着脚镣手铐、穿着囚服的她在落泪。

　 “她不仅是一个英雄，也是母亲、妻子。我们是有意识地寻找这样的人之常情，但是被蹂躏摧残的内容。”

　 并不是所有的细节和故事都适于入画，但是却无法让人忘记。

　 被枪毙的前一个晚上，4月初，东北的天还很冷，犯人都还穿着棉衣棉裤。张志新提出要解手，看押她的犯人去请示管理员，得到的回答是：“让她尿裤子里。”

　 “你想想，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出身音乐世家，参加过志愿军，读过大学，25岁入党，省委宣传部的干事，形象又是那么完美，这种事，对她而言，是怎样的羞辱。”

　 因为事隔太久，在李斌的描述中，有些记忆只有形象，却想不起具体的时间地点。他记得看见了张志新的囚服，号码很大，像一件男人的衣服，印象最深的是领子、前胸的一大片，全都是被血洇湿的痕迹。

　 他们亲眼看见了张志新行刑前的一张照片。她跪在地上，五花大绑，面容扭曲，脖子上挂着一块“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牌子。

　 这张照片当时被李斌快速用炭笔素描下来，连环画作里表示这一情节的那幅，几乎是原样拷贝了这张照片。“只是，”李斌说，她的喉管当时已经被割断，她的脸扭曲得根本没了人形，“在画的时候做了些处理，不像照片那么惨烈。”

　 在那里，他们三人还碰上了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的伍必端教授。伍教授告诉他们，他还看见了一张张志新行刑后的照片，更是惨不忍睹。

　 在行刑前被割喉的犯人，张志新并不是第一个。曾经用过的办法是用铁丝勒住犯人的舌头和嘴巴，后来一位医生发明了割气管的方法，李斌印象中听管理员介绍过，张志新是第41个。

　 “那时的感觉就是，如果不把这些画出来，如果不把我们自己胸里的这口气吐出来，恐怕我们自己就要被憋死了。”李斌说。两天后，在回哈尔滨的火车上，他们就开始讨论要如何安排和表现画面了。

　 之所以决定采用历史照片和画相结合的方式，主要是考虑到这次题材的现实性。虽然之前的《伤痕》和《枫》也有很强的现实色彩，但毕竟是根据小说改编而来。张志新则完全不一样，从人物形象到具体内容，都是百分之百的真实。照片更能强调真实感。这种有点类似西方波普艺术中拼贴的方式，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在没有电脑和多媒体技术的时候，还是非常新鲜稀奇的想法。

　 “这个稀奇可真是差点儿要了我们的命！”现在想起来，李斌还是叫苦不迭。

　 “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资料照片的搜集不是难事，作为画家，对图片的关注本来就是他们的职业习惯，而且当时“文革”结束不久，文字资料来源也很多。麻烦的是制作过程。他们必须把选中的照片拼贴之后翻拍，在暗房制作好照片后贴在三合板上，再在照片背景上用水粉画出主体形象。

　 暗房里又闷又潮，每一张底片都要经过好几道曝光，有的人头只有一点大，很难把握。照片里不同人物和元素的位置、明暗，经常要做好多遍才合适。有时候做一半又觉得照片不好，再重找、重换。好不容易照片部分做好了，画的时候稍有差池，就又要整个重来。

　 截稿的日子那么紧，那些天里他们几乎是连轴转，晚上做暗房部分，白天画。“简直困死了。但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李斌说，那时支撑他们的力量，就是想，和张志新的遭遇比起来，这算得了什么！

　 当刘宇廉、李斌、陈宜民在哈尔滨日以继夜地赶做《张志新》时，北京《连环画报》编辑部风波骤起。

　 1979年8月号《连环画报》发行刚刚三天，就被文化部出版局勒令停止发行并追查责任―――这几乎是出版界最重的刑罚。原因是这期上刊登的作品《枫》“政治影响不好”。

　 这组后来被评价为是“冲破文艺禁区”，并获新中国成立30周年全国美展一等奖的作品，当时引起争议和被批判的理由，现在看来颇有点荒诞，其中一条是：他们未加丑化地描绘了林彪、江青等“反面人物”形象。用李斌的话说，他们想做的无非就是“回到正常”，而这在当时是被视为不正常的。

　 时任《连环画报》编辑部副主任的吴兆修还记得，《枫》的刊发，是经过编辑部全体讨论通过的，得到这种“待遇”的稿件并不太多。大家一致认可这是好东西，也想到可能会有风险，但是在“拨乱反正”的大环境下，他们还是觉得很有底气。“而且，这么好的东西如果不能推出去，对于编辑来讲，那是失职。”

　 禁令下来后，编辑部开会认为不能接受，决定越级申诉，直接致信中央某部说明情况。很快，吴兆修和另外4名编辑被召集到中央某部开会。会上，吴兆修表示，如果作品有问题，可以发表不同意见，“可以批判”，但禁止发行或者换掉重发不可取。而且，吴兆修还提出一点，画中对“反面人物”形象，也还是做了一定冷色调的处理的。

　 《枫》的命运最后总算有惊无险。后来，应读者要求，这期《连环画报》在出版后又加印了10万份。其中那幅在“万寿无疆”标语牌下死去的年轻生命的画面，至今还被常常提及。

　 然而《张志新》的遭遇，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因为政治风向的变化，对张志新的宣传和报道戛然而止。完成了的连环画作品，永远失去了刊发的机会。

　 26年后，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有的画面依然让人震撼。

　 有一幅背景剪贴了中共中央文件《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其中两行量定“现行反革命行为”的说明，正好封住了张志新画像中嘴的部位。（注：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6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在实际上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稍有不满的也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个规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幅，带着红领章的审讯人员和被审讯的张志新，之间是一个穿白色制服的公安背影。背景照片上有正面的慈禧、袁世凯、蒋介石等旧时代统治者，一幅江青拍摄的庐山仙人洞照片，一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对联照片，寓意了历代统治者一脉相承的专制本质。

　 表现“割喉”场景的那幅画面构思，也独具匠心。执行人和受害者的脸都被隐去了，黑色剪影似乎在告诉观众这是见不得人的勾当。近处有人俯视着，沉默地关注着这一罪行的发生。

　 再往上的背景，是波澜壮阔的天安门广场上清明节群众集会的图片。画面中心看似空白，细看，是张志新仰天长问的面容。好像暗喻着“一个声音被扼杀，千万吼声响起”。

　 由此，旅澳画家沈嘉蔚在为《刘宇廉画集》撰写的导论中，评价“这套不足20幅的连环画佳作甚多，是以笔者所见，迄今为止海内外对‘文化大革命’批判最深刻最尖锐的绘画作品。”

　 “能触动民族记忆的东西，永远都是有生命力的”

　 历史无法假设。谁也不知道如果这套《张志新》能继《伤痕》和《枫》之后面世，在那段历史上将会留下怎样的一笔？而不是像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王洪义教授所感慨的：“由于社会转型和岁月销蚀，其中的批判性已失去明显目标。”

　 回想起来，当知道不能发表的时候，李斌说“好像也没觉得怎么样。”以至于原作都送给了沈嘉蔚保存。对于他们来说，想表达的东西已经都在画里了，郁积在胸口的那口气，也就算吐了出去。连环画对于他们来讲，原本就不是本职工作。在《张志新》之后，他们三人的连环画创作组合也就解散了，此后三位作者各自朝着不同方向发展。

　 高名潞在《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一书中认为，“无论是‘伤痕绘画’或‘星星画会’，对所批判的现实的理解都有表面和狭隘之处，似乎现实的批判意义仅在于将结果归罪于某些人或民众环境和氛围（这种认识和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这些被归罪的对象不过是文化的表层，其根蒂在于深层的无形文化，而这无形文化乃是一个文化圈民族共同创造的，其荣辱与全体民族包括自身是分不开的。所以真正的现实在于自身，在于自我的批判、反省和自明，而不仅是控诉和悲怨。”

　 沈嘉蔚说，如果《张志新》当时能面世，也许高名潞会修正这个结论。

　 《张》中的一幅，画面是张志新身后有无数困惑或沉思的人，靠前方的正是三位作者的自画像。而由李斌和陈宜民在1980年完成的油画《舍得一身剐》中，围斗彭德怀的红卫兵里，也能在主要位置看到他们三人自己的形象。在沈嘉蔚看来，“这种思索所表达的深度与自我批判的勇气”，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罕见。

　 “这很自然，我们当时就是红卫兵啊。”李斌说。这种自省的态度，有一部分是来自张志新的―――当绝大多数人相信“八亿中国人只需要一个思想”的时候，她敢于以飞蛾投火般的精神坚持抗争，思考，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独立人格的力量，对于他们这代人的冲击力，格外强烈。

　 作为这套作品20多年的保存者，沈嘉蔚一直坚信“能触动民族记忆的东西，永远都是有生命力的。”他说，当时把这14幅画用纸包好，放进箱子里的时候，“我就相信这套东西总有一天能见天日。”

　 对作者李斌来说，连环画《张志新》的命运，给他最大的触动是：画出来是最重要的。艺术家的生命很快消失，但作品会留下。他说：“26年前不能发表，今天就能。如果当时我们没有画，今天就什么也没有。有的事需要先做出来，再考虑其他。”

　 目前，中国美术馆已决定收藏这套《张志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