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余原本老实本分，是一只被逼急了的咬人的“兔子”。17岁到外面打工，因父亲治病急需用钱，他想要回今年挣的5000多元钱，讨薪不成反遭侮辱，激愤杀人之后，他从容自首。

　 连杀四人、重伤一人，按照现有的法律标准，农民王斌余难逃一死，这也正是司法机关迅速判其死刑的原因吧。有人在媒体上撰文指出 ，鉴于王斌余激愤杀人的背景，很难让人对其产生“死有余辜”的感觉。更有人从法理的角度来分析，王斌余不该被判死刑。从舆论对其所持的广泛同情来说，这种情与法的冲突，大有突破临界点之势。正如孙志刚没有想到自己屈死的生命会换来一部恶法的废除，农民王斌余恐怕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一时冲动，会将一个巨大的问题抛给全国公众，导致舆论沸腾。

　 不同意判他死刑的人中，既有如学者高飞等人从法理角度分析，王斌余虽罪有应得，但罪不当诛；更有相当多数的人出于同情，认为王斌余是被逼无奈，在法律不能保护他的权益、在社会不能公正地对待他的时候，走这条路也是“情有可原”。

　 王斌余该如何判处，我们尊重法律―――尽管法律的解释者也是人，有感情、有理性、有分歧、有不同价值取向的人。但从舆论普遍同情一个连杀四人的农民工并为之辩护来看，这本身就是对法治秩序的敲打！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刻板僵化的“惟法”者，我们就会发现，舆论为一个连杀四人的杀人犯辩护，这本身就包含着非常危险的信号！

　 如果说“王斌余事件”（还有此前的“不做砍手党，还是杀了人”的阿星），以一种极端扭曲的方式折射出社会公正方面存在的问题，那么，公众不同寻常的反应，则是反映了我们所处的社会的精神状态。绝大多数同情王斌余的人，不仅仅是出于道德判断那么简单，也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判断那么自觉，而是借“王斌余”之酒，浇自己心中块垒。对此，我们理应深刻反思。这种反思，不是为心理扭曲的杀人犯开脱，恰恰相反，目的是为了摆脱对这极端少数人的过分注意，而将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占着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的心灵：他们之喜、他们之忧、他们之乐、他们之怒。毕竟，与我们日常打交道的，构成和谐社会之主体的，更多的是这些普通人。

　 同情王斌余，并不表明公众具有所谓的仇富心态，而是对为富不仁无能为力的境况的宣泄。如果说周润发在《喋血双雄》中让人激赏的表演，是唤起了人内心英雄情结的冲动的话，那么，王斌余的暴力举动，则是点中了公众对法律疲软无奈的痛处。“暴力美学”是一个文明社会之耻，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是当下社会的无奈。

　 回到法律上来。任何一种具有合法性的法律，其立法的总意图就是公正原则，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假如一种法律不能有效代理执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法律就会受到质疑。而这，可能正是不少人不赞成判处王斌余死刑的又一个不便说出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