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族的世代演变

　 前不久，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吴薇，曾对本校2002级的128名本科生进行过问卷调查。她发现，“科举”是一个学生们耳熟能详的名词，大部分同学表示在小学阶段就知道了科举，其余则最迟在中学阶段听说了科举。然而在了解渠道上，近一半的人是通过小说、戏剧、电视剧等，从教科书和课堂讲授中了解的仅占三成。

　 在辨析哪些人物是历史上的科举人物时，分别有89％和82％的人误把范进和孔乙己当成真实的科举人物，而较少人知道选项中的朱熹、文天祥、林则徐、蔡元培等历史名人为科举人物。

　 很自然的结果是，近六成大学生表示对科举的印象较坏，不足二成印象较好，另外二成多则表示应一分为二地看待科举，认为其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是一个中性的概念。

　 参加9月初厦门大学“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学者叶尚志，试图从自己家族史“管窥”科举制细微的一面。他的祖父叶际春从安徽故乡考取秀才，被选拔到北京国子监，经文华殿殿试考取拔贡第一名，后来成为国子监终身教习。

　 这场殿试发生在清末乙酉年，距今整两个甲子。考试的三篇文章和一首五言排律，经过木版印刷，被叶家保存至今。文章严格按科举制式，以宋代大儒朱熹集注的孔子学说摘句为题，按“起承转合”八股作文的标准完成，如《士先器识然后文艺论》。叶尚志说，当时考试要求之严格、标准之刻板，是现代学子想像不到的，然而他阅读祖父之文再三，仍可从中看出颇费思量之后的不少创见，“这些标准的科举考试文章，是当今不少只知抄袭、套话连篇、爱说废话的文坛垃圾无法望其项背的”。

　 叶际春供职的国子监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当时的祭酒（相当于校长）是状元、两代皇师翁同騄。甲午战败后，康有为、梁启超尊翁同騄为导师，以国子监为依托，联络在京城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发起了著名的“公车上书”。叶际春虽积极参与维新变法运动，但在后人看来，距现代思想“仍有十万八千里”。祖母曾告诉叶尚志，祖父从未留下一张照片，因他拒绝拍照，怕自己的魂被捉走。

　 叶尚志的伯父仍走科举老路，从秀才考取举人，当过法部主事，但未及赶上考进士，科举便废止了。辛亥革命后，他担任省议员，终其一生兴办教育―――与科举势同水火的所谓“新学”。

　 叶尚志的父亲考取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批学习数学专业的学生，后来改学法政，立志筹办新学，教育救国。叶尚志说，父亲比祖父、伯父“前进了一步”，在当时思想属于新派，“他已懂得细菌的危害，还常用心理作用来解释梦幻”。

　 传统与断裂

　 自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设立进士科后，科举制在中国延续1300年，朝代可以改，皇帝可以换，但科场不可不开，清代学者遂有“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的豪言。1864年，在英国大文豪狄更斯主编的周刊《一年到头》上，刊登了一篇《中国的竞争考试》，指出科举制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科举这个教育机器几乎是从不间断地实施其功能：它是惟一没有被动摇过基础的制度，是在权威一再崩溃和颠覆中惟一能维持全面而广泛的影响的制度，当其他帝国统治的代表一次又一次被推翻并被践踏为尘土时，它在全民族的眼中却是神圣的惟一避难所。”

　 然而在1905年，这个完备的机器几乎是在顷刻间就崩塌了。

　 美国学者罗兹曼主编的被视为经典之作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认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它在1905年被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

　 变革之巨，连深谙社会进化和世事变迁的严复对废科举的后果也难以预料。废科举四个月后，他在演说中表示：“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如何，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

　 急废科举的初衷，是为了改变时人重科举轻学堂的趋向，所谓“科举不废，新学不兴”。然而在新式教育早已一统中国之后，研究者们发现了一条所谓“科举复活”的潜在脉络。

　 1928年民国政府设置考试院及随后实施的公务人员考试，“就其以考试取士而言，可谓科举制度的重演”。参与主持过考试院第一次高等考试的黄寿慈曾在多方面将其与科举考试相比，认为“今高等考试，在首都举行，及格者实同古进士”。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指出，1938年至1940年中国实行的国立高等院校统一招考，以及上世纪50年代初期大陆和台湾不约而同建立的高考和联考，应该说皆与科举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当代许多人也都将高考看成是科举的复活”。前述吴薇的问卷调查就支持了此点。在问及科举制与当前高考之间的关系时，86％的大学生认为两者之间“关系很大”或“有关系”。

　 更为反讽的是，从曾与科举势同水火的新式教育中衍生出的高考制度，如今开始背负起科举的骂名。

　 1995年以后，高考制度受到诸多抨击，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到教育学者，再到普通公众，对高考的尖锐指责不绝于耳，激进者甚至称高考为“人神共愤的考试”，要求“废除全国统一高考体制”。其间，高考常被称为“一考定终身的现代科举制度”。在台湾，将联考类比为科举也是呼吁废止统考论者常用的说法。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曾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雅书院作题为《中国文化与教育》的演讲：“科举文化并未因此断绝，它以学业成绩至上的方式，如幽灵一般从后门溜进了新式的‘学校’教育。台湾与其他亚洲地区，近百年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相当有限，升学的竞争非常激烈，尤其在以笔试为主而常被称为‘一试定终身’的联合考试制度下，严重地扭曲了整个教育的目的与理想，也不知摧残了多少年轻的学子。”

　 在研究“科举学”的刘海峰教授看来，“科举”长期以来成了一个贬义词、一个被妖魔化的词，当代人为了说明哪一种考试不好，往往说这种考试“变成了科举”。

　 良与失

　 刘海峰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防止人情的泛滥，使社会不至于陷入无序状态，中国人发明了以科举制为代表的考试制度，以考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秩序的调节阀。

　 在科举制度发展史上，几乎所有重要的改革，都服务于追求公平的取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王炳照和徐梓对此进行了梳理。

　 唐代科举，在考场之外允许行卷和公荐，虽然能更加全面地判别人才，但也为徇私舞弊留下空间；至宋，通过糊名、誊录等措施，完全杜绝了考场外的因素。唐代科举，科目繁多，足以选拔“非常之人”，但同时也意味着录取标准的不一致，难以保证公平；至宋，逐渐归并为诗赋、经义、策论三科；至元，以诗赋高下难有定论，减省为经义一科，且集中在朱熹所注《四书》《五经》；至明清，进一步规范考试形式，单以八股取士。

　 这样，科举最大程度地避免了人为干扰因素，各个环节具有可操作性，保证了程序上的“绝对”公平。然而随着考试的客观性和技术性越来越强，其内容也越来越狭隘，形式越来越僵化；考官的好恶受到最大限度的遏制，考生的性格和气质也逐渐被驯化。结果，考试中的公平原则和考试的目的之间发生了严重背离，因为设立科举的目的并非标榜公平，而在于选拔人才充任各级行政官员，即所谓“国家设科之意，本以求才；今之立法，则专以防奸为主”。

　 根据现代教育测量学，考试的质量可以从其有效性（效度）、可靠性（信度）、公平性等指标加以衡量，其中效度是最重要的指标。据此，科举制在强化公平性的同时，却是以日益牺牲其“效度”为代价的。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教授董恩林着重探讨了科举的“制度之良与运作之失”。他的研究表明，从唐至清，通过科举选拔人才的制度愈来愈严密完善，但在官僚政治的操控下，其严密完善的途径是从追求操作简单、管理方便、逃避作为、转嫁责任的官场规则入手，从而导致考试科目由多途变为进士一途，考试内容由经史子集变为官方指定的几部经典，考试方法由笔试加面试（如唐代礼部科举和吏部铨选）变为单纯笔试，结果是“法愈密得人愈疏”。

　 明清以来，随着人口大量增加，应试者越来越多，而考官、阅卷时间并未相应增加，一个考官每天要审阅几千份试卷，且逾时要治罪。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就曾上疏：“入闱士子多至一万四五千人，额设同考官十八房，每房约须检阅八百余卷。头场荐卷未毕，而二三场试卷已陆续送入内帘……定弃取于俄顷之间，判升沉于恍惚之际。”

　 怎样的靶子

　 提起明清贡院，人们自然认为是可憎可怕的“考试地狱”，指责其中号舍的狭小畸形。刘海峰说，实际上现代中国人对贡院了解甚少，影视作品中常有明清乡试或会试的场景，从进出场情形到考试时间再到贡院的具体形制，多与历史不符。

　 其实，号舍是用最简单的设计、最少的材料，建出容纳一个考生最低需要的考试单间，它便于防止作弊，也有利于举子独立静思答卷。虽然很多人抱怨在其中坐卧辛苦，但对一种需容纳成千上万人考试而又需兼顾每个人独立空间的考场来说，3尺宽4尺深的号舍实属不易。刘海峰认为，对于贡院及号舍，现代人不应有太多的嘲讽，因为“它实在是中国科举制度的最有代表性的有形标志”。

　 根据刘海峰的研究，对废科举的评价，从教育视角和从社会、政治视角考察，会有明显的不同。科举作为中国古代的取士制度，属于文官考试，同时兼有教育考试的性质，具有政治、教育、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功能。清末废科举，主要考虑到其教育功能并试图加以弥补，而科举制的其他重要功能一般不在时人考虑之列。废科举后，中国教育从传统东方型转为西方近代教育，学堂大量增加，留学人员剧增，因而从教育方面考察，其积极因素较为明显。然而从其他方面考察，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政治混乱、文化失衡，使今人在评价废科举的影响时，“往往得出并非正面的看法”。“对科举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大部分文学家和大部分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几乎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而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它废止100年后，我们似乎不应仅仅将其作为批判的靶子继续敲打，而应将科举文化进行全面的清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