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中国。”
在一个极端闷热的夜晚，差两天，便是日本广播天皇停战诏书的60周年，百余人应邀来到钓鱼台国宾馆。灯一黑下来，人们便听到这一句话。
声音来自60年前。大概是年代久远所致，这个英语男声已有些失真：“这，是中国战役。这，是1937年9月的上海。”
引导人们听到这个声音的，是一段响亮的号角，人们侧过头，仔细辨认，发现在美国国徽的背景下，播放的竟然是《义勇军进行曲》，掌声顿时从大厅的各个角落响起来，但很快便被飞机的轰鸣和炸弹的爆炸声湮没。“这，是中国战役。这，是1937年9月的上海。一场新的令人恐怖的战争开始了。手无寸铁的平民头上，第一次落下炸弹。为什么？为什么这些无辜的中国男人、女人和孩子，要死于冰雹一样落下的炸弹？”
“一旦开始放映，士兵们便惊呆了，他们始终坐在那里，直至电影结束”
这是一部名为《中国战役》的纪录片，制作于1944年。从1945年开始，在美国军营和各大影院公开放映。时隔60年后，它第一次进入中国，向人们介绍，那时的美国人民是如何了解这场战争，如何看待战争中的中国人民。
与这部影片同时放映的是《史迪威公路》，讲述来自中美及东南亚各国的人民，如何在滇缅公路被破坏之后，耗时3年，历尽艰辛，修建了一条长1079英里的新的运输通道：“工兵们在修建公路中运走了1350万立方米的土方。这些土方足够建造起一堵从上海到塔什干的一米宽、三米高的大墙；“工兵们从河床中挖出138万余立方米的砾石来铺垫路面。如果用火车来装运这些砾石，这辆火车将长达687英里；“它穿越了10条大河和155条溪流，全程共架起了700余座桥梁。”
……
开映前，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斐孝贤先生介绍说：“这些纪录片最初在美国南部的军队训练营里播放。播放时间常常是午饭后，或者早上刚刚结束了五英里长跑。那不是个看电影的好时机。可是，一旦开始放映，士兵们便惊呆了，他们始终坐在那里，直至电影结束。”
这种情形在60年后同样发生在中国。因为比预定放映的时间拖延了近一个小时，很多观众变得烦躁，甚至开始起哄。但一旦闪烁着雪花夹杂着白道的画面出现，场面顿时安静下来，整整65分钟，再没有响起过其他的声音，除了叹息与掌声。
半个月后，类似的场面再次出现在北京北海边北图老馆里。另一部战争纪录片：《危难中的中国》第一次在中国放映。伴随着飞机轰鸣以及频落的炸弹，话音再次响起：“这里，是中国；但已不再属于中国人民。七年以来，这里已成为日本帝国的一部分。”
不到一秒钟，镜头切换，穿流的人群、辛苦工作的人民、准备战斗的士兵：“这里，也是中国。这是自由的中国，抗争的血战在这里继续。”
近200名中国观众坐在放映大厅里，空气闷热，却安静异常。坐在所有人前面的，是这部纪录片的导演：90岁的哈罗德？吉尔先生。为了这部纪录片在中国的首映，他特地从美国赶来。
是的，这里―――是中国。
60年前，坐在这些纪录片前的，是一群刚刚中学毕业或刚刚走出农田的美国青年。在此之前，他们并不了解相隔一个太平洋之远的异国正在发生着什么。但很可能，他们即将踏上那个国度，和当地人民一起战斗。没人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没人知道，将有多少人牺牲在这片土地上。“二战期间，大约有6万名美国士兵和几百名女兵参加了在中国的战争。”斐孝贤参赞说，“在电影中或报纸上，他们都是英雄。但当他们在执行飞行任务时，却是在刀尖上求生存。他们都是我们今天首先要感谢的人。而在他们身后，还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和中国专家，提供着维修、保养、供给、通讯、建筑和医药方面的支持。”
斐孝贤相信，有很多人，是从这些纪录片中第一次看到了中国，第一次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勇敢与坚毅，从而了解了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是什么样的人民。
他提到最近正在读的一位美籍华人回忆二战的文章。“他说：在二战前，许多美国人对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有偏见，认为他们就是洗衣工或码头劳力。但是，当美国人看见了中国人面对日本侵略时所做的英勇反抗，这种态度发生了改变。”“正是在二战期间，美国政府放弃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斐孝贤说，“我想，也许正是像《中国战役》这样的影片，改变了美国人的想法。”
一个值得为之斗争甚至牺牲的理由
解说在继续―――
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
这是一段漫长的历史。乔治？华盛顿渡过特拉华河，不过是168年前的事；哥伦布发现美洲也仅仅过去了452年；1500年前，世界见证了古罗马帝国的衰落；3400年前，摩西接受了十诫；3700年前，埃及人修建了金字塔。但是，4000年前，中华帝国就已经存在。更重要的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同样悠久，它是一种有关艺术、知识和和平的文明。
……
中国人口众多。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如果中国的全部人口四人一排肩并肩地从你身边走过，这个队列将看不到尽头。因为在最后一个人走过之前，会有新的中国人出生并长大。地球上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既然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是中国人，我们应该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在他们全部四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他们从未发动过一场侵略战争。他们，是热爱和平的人民。
他们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和航海罗盘，如果没有这种罗盘，人类无法横渡任何一个大洋。他们中间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家，他们对恒星和行星的观测，使得时间的精确计量变为可能。这是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为什么我们将“瓷器”称为“中国”？因为中国人发明了制作瓷器的工艺。众所周知，他们发明了火药。但却没有将火药作为一种战争武器使用，而是用于庆祝节日和宗教活动。在耶稣诞生之前的500年，中国大哲学家已给世人留下了这样的警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国人使我们居住的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是的，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直到最近，我们当中才有少数人开始关注它。现在，一个巨大的变化正在发生。
对于纪录片《中国战役》的导演弗兰克？卡普兰来说，这场战争的来临，也使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几个星期后，这位因《一夜风流》而获奥斯卡奖的好莱坞著名导演，突然被美军参谋长马歇尔召见。此时，卡普兰已穿上军装，成为一名美国陆军少校。他不知道，这位统帅美国军队的将军找一个少校究竟有什么事。
仅仅报了一下自己的名字，坐在办公桌后的马歇尔向他微微一笑，便开始了谈话：“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将有一支庞大的国民军队。其中，平民与职业军人的比例将会达到50∶1。我们自己也许会认为这是我们最强大的力量，但是德军和日军的指挥官却把这当成我们最大的弱点。“他们认为，美国的青年们未免过于软弱，过于多情，过于散漫，我们不能和他们那些经过高强度训练、思想高度统一、经过充分动员的职业军队对抗……
“最重要的问题在这里：我们随心所欲的年轻人是否能够遵守铁一般的战争纪律？是否能够在冰冷的极地、酷热的沙漠或腐臭的丛林中进行战斗？是否能够从心理意志上战胜所有其他的军队―――即便沉浸在厌倦和想家的情绪中？
“依我的判断，答案是：能！美国青年，以及所有自由国家的青年，都习惯于为自己行动和思考。他们将证明，他们不只和集权国家的士兵一样，甚至优于他们，只要―――而这点确实非常重要―――告诉他们：你为什么会穿上军装，告诉他们一个值得为之斗争甚至牺牲的理由。“而这些，卡普兰先生，就是我们的工作―――也是你的工作。为了赢得战争，我们必须赢得人们的信念。”“现在，卡普兰先生，我想和你制订一项计划。”马歇尔最后说，“要摄制一部我国历史上首创的纪录片，一部事实确凿的纪录片，通过这种方式，向我们的年轻人解释：我们为什么要战斗！”
卡普兰有些吃惊：“可是，马歇尔将军，不瞒您说，直到现在我没有拍过一部纪录片。我甚至都没有在拍过纪录片的人身边呆过。”
马歇尔的声音尖利起来。但他并没有直接回答：“卡普兰先生，我从来也没有当过参谋长；成千上万的美国青年，直到现在也没有被子弹打穿大腿的经验；而那些直到一年前还没有见过海洋的士兵，今天正在驾驶着我国军舰！”
卡普兰立刻说：“对不起，阁下，我现在就去制作迄今为止还没有过的大规模纪录片。”
30年后，卡普兰在他的自传里详细记叙了这一场景。这部系列纪录片后来就被定名为《我们为什么参加二战》（WhyWeFight），并成为美国二战时期最受好评的纪录片之一，它聚集了当时好莱坞和迪斯尼最好的电影及动画制作人员。《英国战役》（第四部）根据丘吉尔的命令在英国广泛放映，《俄国战役》（第五部）则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在苏联各地放映。《中国战役》是七部系列片中的第六个，为它编曲的迪米特里？蒂奥姆金是《老人与海》的作曲者，而念旁白的则是主演《碧海金沙》的男演员沃特？休斯敦。
“不可否认，这系列纪录片只是战争状态下美国观点的简化。”斐孝贤参赞说，“要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解释战争发生的原因，这部纪录片简化了―――也许是过分简化了―――一些复杂的事情。现代历史学家很容易就能发现一些错误。比如，当时在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的确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也有很多缺陷，譬如最终被中国大众深恶痛绝的腐败。但影片展示了所有的成就，却忽视了问题。”
但是，仍有一些无法忘怀的场面，而那是真实的―――
1937年8月的上海，日本公然对上海发动了袭击。驻守在上海的军队奋力抵抗，几乎将日军赶到黄浦江里。但日本的援军到了。曾经保卫上海的军队只有一半能够撤离。似乎是中国军队的抵抗激怒了日本军队，复仇的火焰倾泻到城市平民头上。炸弹似乎是从天上倒下来，整个城市被燃烧的房屋和惊慌的人群充斥。他们找不到逃生的路，只能惊慌而匆忙地穿过狭窄的街巷，绝望地从城市的一处涌向另一处。而其中许多人，就在这个过程中，被轰炸后倒塌的建筑湮没。轰炸结束，到处是尸体、伤员、哭泣和废墟。
（解说：日本人向世人展示了一种新式战争。一场由故意的恐怖手段、故意的大屠杀、故意的恐怖政策组成的战争。）
几个月后，同样的情景发生在南京，但不再只是发生冰凉的武器与人之间，而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平民被从房屋里拖出去，被反绑着双手推入土坑，被一脚踹倒在地……屠杀结束了，街道上躺满了尸体，而另一边，却是日本军人摇着太阳旗在政府大楼上欢呼。
是的，还有活下来的，但他们伤痕累累的身体比死亡更让人感到害怕，他们抱着亲人尸体的痛哭比死亡更让人感到无助。最后，画面停留在一个年轻的妻子身上，她正抱住受了重伤的丈夫，用手轻轻抚摸他的脸颊，然后温柔地把自己的脸贴了上去……她梳着齐耳短发，双唇紧闭，面容平静。
是的，这是一个民族的苦难。但当这些真实的苦难积蓄到一定程度时，它便激发了力量，燃烧了斗志，发出了吼声。
“这是一场追求自由、反对奴役的斗争”
无论是在《中国战役》中，还是在《危难中的中国》里，中国人民的反抗都带有某种坚韧的宿命感：他们坚信自己会赢，因此不怕失败；他们坚信正义与自由，因此不怕困苦。在某种情况下，忍耐并不是屈辱的，而只是积蓄力量的过程。
当中国国内的统一战线建立，选择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后，三千万民众跟随着政府、学校、企业和科研机构向西迁移。《中国战役》中用了近10分钟的画面，来描述这场“《荷马史诗》般的行程”―――“有记录以来最伟大的大规模移民”：
1000家工厂的机器设备、总重量超过三亿磅，通过卡车、牛车、两轮车甚至手拉肩扛的方式运走。2000英里的遥远路程，2000英里向西的旅程。只要有可能，他们会聚集在剩余的仅有的几条铁路附近，等待和期盼能够搭一段向西的列车的机会。但当列车开来，人们发现：车上与车下的人数目几乎一样多，身体一样疲惫，表情一样焦急。而当处理了最后一点人道主义物资和机器设备的最后一趟列车通过后，向西的轨道被拆除。每一根铁轨、每一段枕木都被拿走，敌人什么也得不到。
而每一条向西的河流都近于满负荷状态，满载着比黄金还要贵重的机械设备沿着河道向西驶去。前进的速度是以里、以尺、以寸的方式计算的。每一步前进，都由数百名打着赤脚、脊背变形、浑身被汗水浸透的纤夫完成的。他们的赤脚踩在沙砾上，绳索深深地嵌进没什么肉的皮肤下。
而留在后方的，则是捣毁的道路、烧焦的土地、炸成废墟的工厂。什么也不给侵略者留下。但我们要在崇山峻岭中的重庆，建立一个新的基地，积蓄为重生所需的一切力量。
同样的，《危难中的中国》则展示了中国人民是如何为中美混合14飞行大队修建新的飞行基地：
9000多中国农民，从8岁到80岁，包括妇女和孩子，起早贪黑、用最原始的工具劳作。他们烧掉了正待收割的庄稼，从河床里挑拣出石块，从两英里外用扁担挑回来；数千名妇女和孩子拿着小锤将石块砸碎，铺成跑道的地基；粘合剂由泥和水的混合物来充当，而男人们光着屁股用双脚充当泥浆搅拌机；然后是更多的石块，更多的泥浆……最后，上百人排成整齐的队伍，用数条绳索拖着5000多公斤重的大石碾子，一步、一步将跑道压平。
“你正在见证一个奇迹。”解说词这样写道：“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这些人修建了一系列的机场，可供美国最大的轰炸机起降。他们在从前种植粮食的地方修建了这些机场，凭借他们的双手。报酬是每天20美分和一碗白米饭，以及美国飞机在这些机场上起降去消灭日本鬼子的成就感。”
类似的情景出现在修建滇缅公路之时―――国际知名工程公司认为在有最现代化的机械条件下，也要花六至七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而数十万中国人依靠锹、镐、锨、背篓和双手，只用了不到一年就完成了；
甚至这种情形也出现在滇缅公路被日军炸毁，中美工程师及来自东南亚各国的劳工共同修建史迪威公路时―――这项被称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一次又一次被雨水冲毁后，在零乱、脚气、斑疹、伤寒和疟疾肆虐中，在日军一次又一次轰炸中，在草草掩埋了战友们的尸体后，依靠各种机械、大象、竹筏、驳船和各国人民的双手，使一片稀泥一寸一寸地变为向中国输送给养的新的道路。
当然，还有胜利以及胜利的希望：成师的中国精锐部队在印度同其他国家的后备军一道受训；经过美国培训的中国飞行员加入了美国在中国的飞行大队；当美国军队在缅甸受困时，是中国远征军长途跋涉去解救；而在日本占领区，没有转移的农民，第二天就变成了殊死战斗的游击队员……但这一切，似乎都不及成千上万名中国民众的宿命般的奋斗更能给与人希望―――就像一只准备向前扑去的狮子，为了那奋力地一扑，它正摒住呼吸，绷紧浑身的肌肉，目光笃定而灼灼。是的，这里―――是中国。
而纪录片最终这样给出了美国士兵们需要的答案：中国的战争，也是我们的战争。“世界上最古老和最年轻的两个大国，连同英联邦一起，在与中国历史同样古老的反侵略斗争中肩并肩地战斗。这是一场追求自由、反对奴役的斗争，一场文明与野蛮、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在他们的胜利中，寄托了人类的未来。”
“当你看完这些影片，我相信，你会同意我的看法：它充分体现了对中国人民的尊敬”
颇为让人感到遗憾的是，《中国战役》并非卡普兰本人亲自到中国拍摄的。这是一部经编辑而成的纪录片。他使用了美国传教士、日本记者、中国记者、美国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现代艺术博物馆以及陆军影像中心等来源的所有素材，经过约一年的翻译、编辑、制作后完成。1991年，卡普兰逝世。《我们为什么参加二战》成为他一生中制作过的惟一的纪录片。
但是，《危难中的中国》的导演哈罗德？吉尔却在中国工作了长达23个月。1943年，他作为一个志愿者，从旧金山上船，经过长达3个月的漂泊后，来到中国。随后，他与12名同事一起，共同拍摄了长达300多个小时的胶片，其中，仅吉尔先生就随同第十四飞行大队出征了86次，这些素材最后被制作为一部42分钟的纪录片。
《危难中的中国》是一部用来号召美国人民购买战争债券的纪录片。但当这部影片制作完成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因此，即使在美国，也鲜有人观看过这部影片。“战争结束了，没有人再希望看到与战争有关的东西。”吉尔平静地说。但是，他所拍摄的素材却一遍遍地被使用在其他讲述战争的影片中。
他并没有因此感到遗憾。后来，他成为华纳卡通公司的执行制片人，职业生涯中共拍摄制作了25部电影、500部电视片、400部商业片和100部短片。当这位身材矮小、一头白发、戴着一条印有米老鼠唐老鸭的红色领带的老人出现在放映现场时，谁也没有想到，他就是主持拍摄这部纪录片的人。
他甚至不愿意再提起战争。“知道战争对我意味着什么吗？”他的棕色的眼睛瞬时泛起了亮光，淡淡地说：“我有5位同事在战争中牺牲了。”
至今，他依然能清晰地记起每个人的死因：第一个人，在从中国回国后，自杀身亡；第二个人，在一次穿越南中国海的拍摄任务中，因飞机撞山失事而牺牲，“我就是那个把他的尸体背下山的人”；第三个人，在一次拍摄中，从飞机上摔了下去。他很幸运，依靠降落伞安全着陆，却成为日本人的俘虏。日军将他随同一列火车运往中国南部，却被不知情的友军用炸弹炸死了；第四个人，同样是飞机失事；而第五个，也是最悲惨的一个，在飞行任务中被袭击，他随同燃烧的飞机一同落地，没有足够的水来灭火。但作为一个战地记录者，吉尔却不得不在同伴经受这样的折磨时，将过程用摄像机记录下来。“他并不是烧死的，而是我们害怕他死得太痛苦，开枪把他打死的。”“如果你没有真正经历过战争，永远不要期望通过别人的只言片语来了解战争。”坐在急驰在北京长安街的汽车上，老人的目光飘出窗外，“你只会选取你所想知道的片断，接凑出一个战争的景象，而那永远不可能真实。”
顿了顿，他转过头：“自由不是免费的。在这一点上，无论对中国青年，还是美国青年，我要说的话都是一样的。”
而在斐孝贤参赞看来，在中美两国重新放映这些影片，或许是弥补这种缺憾的一种方法。“我所接触到的中国年轻人，仅仅知道一点陈纳德将军和飞虎队，但对于其他的中美战时合作状况毫不知情。”他解释道，“比如，史迪威公路就是在距中美军队缅甸北部前线几英里处修建的，那是个危险却巨大的工程奇迹，1000余名美国人为此丧生，其中三分之二牺牲在战斗中。“那些曾并肩作战的美国人与中国人，在战争中都起到了或大或小、或英勇或普通的作用。但，最关键的是，我们的两个国家是盟国。中国需要美国能够提供的物资，而在中国战斗的美国人也需要中国的帮助。为了实现这个承诺，许多人献出了生命。”
正因为如此，在他眼里，这些影片讲述了一个中国与美国曾亲密合作的故事―――“一个随着岁月流逝，已在记忆中渐渐隐退的故事。”
但对离开中国60年的哈罗德？吉尔，再次造访，没有欣喜，也没有悲伤，只有抹不去的记忆。对于新生的一代人，那次战争已经结束；但对于那些牺牲在战争中的人，以及有幸活下来的人，战争似乎永远不会走远。
为了真实还原当时的情境，在60年后的中国放映这些电影时，并没有修正当时的错误，也没有重新编辑和配音。60年前，它们向数十万的美国士兵讲述：这里，是中国；60年后，它们则试图向中国人讲述：在这场战斗中，美国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这些纪录片为老一代人唤回了中美联盟作战的年代，那个有着飞虎队、驼峰航线和史迪威公路的时代；而向年轻人介绍了那个我们曾亲密合作的时期。”斐孝贤说：“而对于所有的人，它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和她的人民，以及所有的盟国，在战时的美国电影工作者眼里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
“当你看完这些影片，我相信，你会同意我的看法：它充分体现了对中国人民的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