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生于70年代”，这个词，正在成为一个概念，一代人的精神标签。“生于70年代”，是穿的确良白衬衫、蓝粗布裤子长大的一群，是清明节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烈士陵园列队敬献花圈的一群，是“六一”那天玩击鼓传花猜灯谜领糖果饼干与小伙伴蹦跳着回家炫耀的一群，是唱《童年》、《恋曲1990》、“小虎队”的一群，是看连环画、《上海滩》、《射雕英雄传》并疯狂迷恋周润发、赵雅芝、翁美玲、罗大佑的一群……

　 有人认为，“生于70年代”，经历特殊，际遇幸运。他们经历过物质的贫乏，感受过信仰和理想至上的社会精神，也接受了物质和现实主义精神。他们与喝酒谈人生的“60年代人”不同，更与谈时尚情色的“80年代人”迥异。他们没有“60年代人”的坚毅与执著，也没有“80年代人”的随意与洒脱。但是，就在眼下，就在此时，他们与60年代人一起，正在成为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

　 在各种各样的媒体平台上，不断爆发的“‘70年代人’大论战”，一次次引发无数“生于70年代的人”关乎往昔的经典回忆。在这种关乎成长、青春、友谊、爱情、理想的群体式回首中，“生于70年代”，有豪情迸发，有理性沉淀……也从而，有了《生于70年代》、有了《红底金字》……一批关乎“70年代人”的图书，掀开尘封的记忆，总结那些“白衣飘飘的年代”里留存下来的文化精髓。

　 一部部反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的影视剧总是能掀起人们心底里的热情，一本本小人书、一张张粮票、一个个徽章也常常能让收集者们兴味盎然，而网络上一个个回忆70年代人生活的论坛更是人气了得。如今，怀旧已经俨然成了一个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一种新时尚。

　 日前，一本名为《生于70年代―――掀开尘封的记忆》的书，记录了生于70年代的人的共同回忆。从经典老片《城南旧事》，到武侠世界、大话言情，从摇滚歌曲、校园民谣到喇叭裤、票证……一个个精彩瞬间，呈现在读者眼前。

　 据该书策划人之一杨梅介绍，生于70年代的人的话题，去年在网上讨论得非常热烈，这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帮助人们掀开那段尘封的记忆。但这本书并非由专业作家创作，而是由许多生于70年代的人共同撰写，因而也有了更多平民化色彩。

　 然而，这本书并不是以年代概念取胜的众多书籍中的第一本。名为《红底金字》的书也是其中之一。

　 “从语录、袖标、像章，到学生证、毕业证，到结婚证，什么都要铺红点金。以颜色为‘图腾’。”《红底金字》的作者刘仰东承认，书的名字，的确带有那个时代非常鲜明的印记。

　 《红底金字》从回忆那个年代老北京的市容写起，记述了复课闹革命、批斗、游行等“文革”时期的典型生活场景，回忆了骑驴砸骆驼、打皇帝、官兵捉贼、兵车大战等北京孩子最爱玩的游戏，还有打群架选“顽主”、“拍婆子”等那个年代北京孩子常干的事。从语言到内容，京味儿十足。

　 不过，与《生于70年代》略有不同的是，“《红底金字》讲的是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但这些孩子并不一定出生在70年代，还有很多五六十年代生的人，那个时候，他们也是孩子。”

　 同样是怀旧，同样是写生于70年代的人，两本书的编著者，却对这一代人有着不同的认识。

　 “我也是70年代生的人，这代人见证了改革开放前后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于60年代的人要做科学家，我们小时候也想当科学家，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理想也在变，在向现实妥协。我们其实是模糊的一代，生活在文化的夹层中。不像60年代的人那么有理想，也不像80年代的人那么务实。不过，我们这一代人现在是社会的中坚。”《生于70年代》的策划人杨梅，如此理解这代人。

　 《红底金字》的作者刘仰东则认为，“生于不同时代的人，成长的社会环境不一样，导致理想、世界观、价值观都很不一样，很难简单地进行比较。”

　 他还觉得，“70年代的孩子，集体主义的东西，共性的思想比较多，而80、90年代的孩子个性化的东西比较多。”

　 在“集体主义意识”这一问题上，《红底金字》的责编林栋和刘仰东不谋而合。林栋说，“六七十年代的游戏多是集体活动，不像‘80后’，电脑是他们最亲密的伙伴。对一个人来讲，多参加人际交往有好处，现在的孩子与人交往的能力普遍比较差，生活闭塞，也容易产生心理问题。”

　 网易公司网站部高级经理王毅曾编辑过《网络文丛》等图书，讲述过生于70年代的人的故事。他表示，很难去断言这一代人有什么样的整体特征，1975年前后出生的人会很不一样。不过，他同时承认：“生于70年代的人确实有身在夹层的感觉，不如生在80年代的人豁达放得开，也不如生在60年代的人坚持理想主义。这批人价值观不如60年代的人单纯，更现代了。但不如80年代的人接受新事物彻底。这些人始终存疑，不能完全放弃以前的东西，始终是一种审视的姿态。”

　 但和杨梅不同的是，王毅并不认为生于70年代的人成为社会中坚有什么特殊原因。他说，这只是年纪的关系，10年后，80年代的人也会和70年代的人一样。

　 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尹志勇认为，“70年代的人具有一种‘过渡’色彩，上无法承接住60年代的人的理想主义和家国责任以自励，下无法充分放开心态去像80年代生人那样消解崇高，提倡娱乐。究其原因，很可能是：他们希望能有60年代生人的理想和80年代生人的生活，但时代不同，无法兼顾，只能上下摆动。一边被迫忙着赚钱养家糊口，一边又诅咒着金钱的罪恶；一方面希望自己能高蹈理想主义者的遗风，安贫守拙，另一方面又为现实所刺激，渴望过上物质丰富的生活。‘身心皆不由己’，是这一代人的最大特点。”

　 对所谓的“夹层”观念，出版人张立宪说：“从现在看过去，可能会有所谓的‘夹层’概念，但当时的人肯定没这个想法。现在60年代出生的人其实已经不理想主义了。”

　 中国青年出版社青春读物编辑中心的编辑冈宁也表示了相似看法。冈宁认为，70年代的人不如80年代的人能接受新鲜事物，其实也是现在的人回头看的感觉。事实上，人在青春时期接受新事物都是很快的。

　 生于80年代的人又是怎么看待生于70年代的人？北外大三学生小李认为，70年代生的人比我们偏激、比我们理想主义。人大2002级洪同学认为，70年代人比他们更容易去行动，比他们低调。

　 关于70年代人身上是否还有理想主义，某知名门户网站有过一个名为“70年代人，你们的理想还在吗？”的调查。参与调查的人，53．90％的人表示自己现在更加务实，22．57％的人表示自己没理想了，还有16．35％说自己更加茫然。

　 对于这种“理想缺失”，生于1972年的青岛公司职员小傅有自己的解释：“我们出生在‘文革’时期。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母就教育我们远离政治，远离运动，说话要谨慎，所以我们这拨人从政的少，说话办事比较稳重，这都是‘文革’留给我们的烙印。”

　 “生于70年代的人，对于物质的变化感受尤其深刻。不像生于80年代的人，一出生家里已经衣食无忧了。”1977年出生的武汉某科技公司文秘小齐说。

　 尽管对于“70年代生人”的讨论如此热烈，不少专家还是对这种“代”的划分法，提出不同意见。

　 北师大的教育心理学博士宋振韶表示，作为70年代生人，他相信个体差异大于群体差异。这种所谓的划分人群的方法没什么意义，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想象。每个人的成长环境、经验都是独特的。

　 社会学家周孝正认为，“‘代’划得太细没什么意义。如果要把人按年代来划分，就要按照大的历史事件来分。要说‘70年代生人’还不如说‘文革以后生人’。”周孝正说：“文革后的这代人是‘精神分裂的一代’，他们对于物质、文化、审美的要求都更加多元化。这代人经历了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双恶化，追求的是奢侈的生活，是浮躁的一代。这代人价值观普遍向钱看，缺少责任感、正义感，害怕强权，没有理想，有个梦就满足了。但他们也是建设的一代。”

　 那么，为什么当下出版界如此热衷炒作这一概念？对此，冈宁认为，“80年代的作家作品一直很火，生于70年代和90年代的人也不甘寂寞，也想反映他们的青春和记忆。不少出版社也想策划出版这方面的书籍，但影响远不如80年代作家的作品。这类书的确反映了这批人的声音，但社会上有多少共鸣，还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