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松式的推委何时才有结果

　 9月15日，记者在浙江省义乌市总工会职工法律维权中心见到义乌花溪乡农民工虞修明。

　 回忆起8年前的受伤经过和5年来的维权之路，瘦弱的虞修明情绪激动，哽咽得几次说不出话来。

　 1997年5月27日，虞修明与工友在六楼安装电梯时，不慎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工友当场死亡，虞修明重伤。一年后的8月10日，他被义乌市劳动鉴定委员会评定为工伤六级。

　 从此，虞修明“恶梦”连连。他撑着伤残的身躯，倾其所有，踏上了维权之路。他向3个市（区）劳动争议仲裁委4次申诉，4次告败；5次向法院起诉，5次无果而撤。虞修明实在想不通，执法、司法部门之间马拉松式的推委、踢皮球，自己的工伤赔偿案什么时候才会有个结果。

　 直到2002年5月，在老乡的建议下，虞修明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找到义乌市总工会职工法律维权中心。中心立即指派工作人员开展调研，分析案情，寻找法律依据。随后，虞修明向义乌市法院提出了诉讼，维权中心还委派工作人员为虞修明免费代理。一年之后，虞修明终于看见了曙光，义乌市法院判决他胜诉，要求电梯公司支付虞修明工伤保险待遇共计106834．98元。

　 据义乌市总工会副主席赵岚介绍：“目前农民工遇到的主要是两类问题：工伤不赔偿、工资拖欠。”由于人地生疏，外地农民工面对当地有钱有势的资方老板，弱势地位更加明显。

　 江西省贵溪籍农民工张龙米，7月29日来到义乌一家酒店的工地找到“敲砖”的工作，说好8月25日完工领工资，谁知包工头24日就跑掉了。因为是临时工，没有劳动合同，劳务市场、劳动监察大队都说管不了。

　 就在张龙米走投无路时，经人指点，他来到义乌市总工会的职工维权中心“试一试”。没想到，这里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很快，维权中心的工作人员找到负责该工程的装潢公司绍兴籍经理，告诉他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今年最新颁布的文件规定，在包工头跑了的情况下，该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经过耐心调解，最后成功要回了张龙米等8名农民工的工资。

　 采访中，一名被老板恶意欠薪22600元的37岁外地农民工，在拿到通过维权中心讨回的工资后，哭着对记者说：“两个孩子要上学，妻子要看病，如果连总工会都管不了，我可能会采取一些极端行为，因为实在被逼得没办法了！”

　 义乌市每年劳动纠纷案件超万件

　 义乌市拥有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成交额连续13年居全国各大专业市场榜首。职工队伍庞大，当地户籍人口68万，外地人口超过80万，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126个国家和地区。“由于义乌市场经济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经济关系的变化更为深刻，劳动关系更加复杂，碰到新情况、新问题比其他地方更多、更早。”义乌市总工会主席陈有德说。

　 据介绍，从1997年开始，义乌市每年劳动纠纷、劳务矛盾案件均超万件，通过政府有关部门和工会等群众组织的共同努力，这些纠纷有70％左右得到解决，还有30％左右因维权成本高、维权渠道不畅等原因而不能及时得到解决，出现过职工跳楼、老板被杀等恶性事件。当地政府将这些未能解决的劳资纠纷形象地比喻为“火灾隐患”和“定时炸弹”。

　 工会组织面临内外两方面压力。陈有德告诉记者：“从义乌市总工会来说，50年代初，义乌全县地方企业职工只有6000余人，县工会干部编制8人，如今全市务工群体60万人，而市工会干部编制只有7人。尽管全市的镇和街道都建立了工会工作委员会，由于缺专职干部和工作经费，维权工作难以到位。”

　 “在许多非公企业，工会主席往往受制于企业主，工会工作停留于‘活动型’层面，‘唱唱跳跳、发发戏票’，‘开会搬凳子，打球吹哨子’，在劳动关系协调中，工会面临‘失语’的窘境。”

　 据当地工会干部介绍，一些外来务工人员转而依靠地缘关系形成的组织，甚至采取极端方式来维护自身权益。在义乌，“安徽定远帮”、“江西玉山帮”、“浙江衢州开化帮”等农民工的自发组织一度十分活跃。一些恶势力也乘机组成非法组织，强行向外来工索取保护费，对社会稳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随着产业民工的发展，必然会形成这样一个空间，如果工会不去占领，其他一些帮派性的组织就会来占领。”义乌市职工法律维权中心秘书长陈灏对记者说。

　 2000年10月，义乌市总工会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借力”维权的新路，义乌市总工会职工法律维权中心成立。这个中心是经民政部门批准的非营利性社团组织，具有法人地位。中心的主管单位是义乌市总工会，业务上接受“公、检、法、司”的指导。基层工会入会后，职工就成为该中心的自然会员。到2002年初，组建工会的企业已有2354家，各镇和街道办事处也建立了13家工会联合会。一个完整的工会组织网络在义乌形成了。

　 切实维护外来工合法权益

　 据陈有德介绍，“义乌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把工会法律援助融入市法律援助体系；与律师事务所挂钩，复杂、疑难案件由法律事务所与维权中心共同办理，市总工会提供案源，在营业收入中按比例提成，作为维权中心的工作经费；建立工会跨地区联合维权工作站，实现与在义乌务工者输出地工会的合作，切实维护外来工合法权益。

　 职工维权中心成立后不久，便将“定远帮”、“开化帮”等顺利过渡到工会组织中来，民工选举了他们自己的工会主席。

　 几年来，职工维权中心共受理投诉案件3434起，调解成功率达91％；接待集体来访283批5314人次；接听维权热线并回复法律咨询电话2582人次；阻止和化解群体性恶性事件29起；免费为职工出庭仲裁代理113起，诉讼代理114起；共为职工追讨工资及挽回经济损失900余万元。维权中心还承办了由市民援助中心、市信访局、市残联、市妇联等单位转交案件68起。

　 “在全国出现民工荒的时候，义乌却不愁用工问题，让当地许多企业主感到，工会工作到位，减少了纠纷，促进了企业和当地经济的发展。”赵岚说。

　 采访中，维权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坦言，工会维权模式虽然很好，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例如，由于我国《劳动法》不少条文规定不够明确，该法与劳动部门之后颁布的一些条文相互矛盾，增加了维权的难度。另外，法院判决执行难也是一个问题，一些工伤事故发生后，小企业主以无钱赔付为由，让判决书迟迟不能生效。

　 9月16日，记者在采访中遇到江西姑娘王细娥，面容娇好的她前年11月4日因车间失火，被严重烧伤，经鉴定为“伤残六级”。本来医院一个月能治好的皮肤烧伤，因企业主不愿承担医药费而贻误治疗，造成她右胳膊、右边身体大部分皮肤至今被厚厚的伤疤所覆盖，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据职工维权中心的工作人员王冶清介绍，王细娥的案例明显在法院能够胜诉，但目前最担心的就是她所在的企业以小本经营、无力承担6万多元的医药费为由，让法院的判决书变成一纸空文。据记者了解，这种令人心酸的农民工维权尴尬并不是个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