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岁的人，却有着一双14岁的眼睛。他最老，却又最年轻。”在王以培的个人网站―――白帝城上，朋友们如此评价他。

　 上周，在他的新书《新田白水溪》新闻发布会上，他的话题忽而拐到今年夏天捉到的两只蟋蟀身上。这种仿佛与他年龄不符的举动，在他这里似乎再自然不过了。他被称为诗人，更确切说，是 游吟诗人。他曾花10年时间，游历中国西部、美国及欧洲。在云贵川游历时，他甚至靠卖唱、算命、卖汽水来赚旅费。

　 “我其实唱得不好，但我敢在大庭广众下唱。”他说。

　 4年前，王以培迷上三峡。寒假、暑假、国庆、“五一”……哪怕只有一周假期，他也会魂不守舍地被吸引过去。狼狈时，他下了火车，来不及换衣服，来不及洗脸，拖着行李箱直接走进教室―――他的本职工作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师。

　 这种痴迷，换来了上百万字的笔记、两万多张照片，以及4本关于三峡的书：《三峡记忆》、《白帝城》、《水位139米》、《新田白水溪》。

　 因为三峡，他曾“泡”了半年病假，后被学校发现，差点儿被开除。其实，他本可以舒舒服服当教授。他的法语相当不错，曾翻译过法国著名诗人兰波的作品全集。不过，这一切和留存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相比，都变得不再重要。

　 三峡各地地名的来历，家族历史、族谱，各地由古诗写成的“八大景”，川江号子与船歌，当地人尤其是老人的亲身经历与本地神话传说……都是他眼中的“活文物”。所有这些，连县志、镇志中均无记载，而年轻一代已不感兴趣或无暇顾及，濒于失传。

　 “如果民间文化遭到大规模的破坏，无论某些三峡新城如何现代、如何繁华，在文化意义上也将会成为一座空城。”王以培如此陈述他数十次去三峡的目的，“当下很多人对自身的历史、故园和其中包含的祖先遗留下的无比珍贵的心灵财富太不珍惜。好像什么东西非得拿到索斯比拍卖行用美元标价后才有价值似的。简直荒唐至极。而这种荒唐事比比皆是。”

　 他曾游历美国和欧洲。2000年冬天，他来到庞贝古城。公元79年，一次火山喷发将庞贝城淹没。只有当地的地方官小普里牛斯（Plinius）在一封书信中留下只言片语。王以培突然想到三峡，觉得自己应该马上回去，因为那里的许多古镇、古迹即将沉入江底。那是他的家园，那里还有许多老人，尚能开口。

　 王以培很快回国。2001年，他独自踏上前往三峡的船只。他旅行的方式很特别：沿着长江三峡走，有时上水有时下水，船来了，就上，挤在当地人中间，一个一个小镇，一个一个村落，心下一动，就上岸。

　 在大周，他提着旧箱子上了岸。看见两个老农赶着羊走，他就跟着。老人问：你去哪里？他答：去你家。老人就说：走！

　 总是这样，王以培认识的人，都是他偶然遇见的，然后他就听他们讲自己的人生故事，听他们讲这个小镇这个村落的过去。他遇见的人，都是底层平民，他走过的小镇、村落，在地图上几乎都找不到，也不见任何文字记载。而他走过的这些地方，也将全部沉入江底，永不复见。

　 在江边的日子，本来就爱酒的王以培，变得更爱喝酒。每到一地，他和当地人喝上一顿，聊聊本地的各种传说。第二天一早起来，满街都是熟人，彼此问候“吃了么”。

　 三峡深处，很多小镇子少有外人足迹。王以培这个北京来的教授，往往成为大家倾诉的对象，而他也总是乐意倾听。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他为遭受冤屈的老百姓写状子。

　 去年，王以培在重庆奉节遇到一对捉蝌蚪的姐弟。拍罢照片，他跟他们回家，听说他们的姑夫受了工伤，老板拒绝赔偿。“我开始以为，我整不了什么大贪官，这样一件索赔的小事，总能解决吧。于是向他们保证，我一定帮忙。”

　 回到北京，他动用了自己所能想到的各种关系，找记者、找律师，都不了了之。最后他找到自己的一个重庆籍学生，其家长在重庆是不小的官员。学生当时满口答应，后来却给王以培写了一封信，大意是，父母让他不要管这些闲事。

　 王以培苦笑，终于发现，自己太天真了。他给那家人写了封信，承认自己实在无能为力，又寄去3000元钱。以后再去奉节，他不敢打听这家人的消息。他终于明白了自己在现实中的无力：“我就是拼了命跳到江里去，也没人理我。”

　 后来，他又在北京接待过不少从三峡来的上访者。他只能请他们吃顿饭，最多再给买张回程的车票，仅此而已。

　 “我不懂水利，也不懂经济，但真正在三峡行走，我才发现，过去坐在书斋中的关于建三峡电站的讨论，很多都毫无意义。”王以培谈起三峡总带点忧愁。他眼见移民背井离乡，到一个新的地方，有人没工作，没收入，有的孩子没学上；他做过大量调查，移民搬进的新房是贷款建的，补偿款根本不够建新房的费用。更何况，很多移民的补偿款都“缩水”了。

　 “我不知道，这笔账该怎么算。我只能尽我所能，记录下他们的命运。”在新书《新田白水溪》里，王以培用了一章专门记录新田的几位老人，其中一位叫张仁合。

　 张仁合，生于1915年。一生搬了十几次家，搬伤了，决心自己盖一座房子。他没钱，65岁那年，每天去公路上捡运输车漏下的水泥灰，5年捡了6吨，又去工地捡点废铁丝废木料，凭心中的“图纸”盖起了自己的房子。

　 王以培形容那房子“像个山洞”，可老人很满意。他又偷偷告诉王以培自己活到90多岁的长寿秘方：香附、麦芽、介曲、木香、山楂、桑皮、肉桂、沉香等数十味中药，每样各一两，包治百病。他说，自己一直用这个方子，一生只得过两次病。他要王以培把这个方子带到中央，给全国人民治病。

　 王以培当然不相信真有什么包治百病的“仙方”。但老人最后一句话让他动容。老人说，你一定要把信带到，医好病，给我一点儿钱，不要多，能送我孙子上学就够了。

　 “新田白水溪，其实就是心田白水溪。”王以培指着自己的胸口说，“就是Heart（心）”。之所以要单独把新田古镇写成一本书，很重要的一点是这里居住着文天祥的后人。王以培始终认为，如果中国的古诗只能留下两句，就该是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的后人文素涵日复一日从江边担水，卖给镇上人家，一担一元钱。他没怎么读过书，甚至看不懂自己父亲的遗稿。王以培打开一看，记录的都是新田历史、掌故，以及文父亲身经历的故事―――这些正是王以培要做的工作。可惜因为年代久，有些字迹已无法辨识。王以培在文家住下，白天帮文素涵挑水，晚上，就着灯光整理文父的遗稿。

　 以往的县志里，记录的多是地方官员的“政绩”。而《新田白水溪》里，人们第一次看到文素涵、张仁合这些普通小人物的命运。王以培想把这书献给所有三峡移民。他的前几本书，很受移民欢迎。有的移民甚至从广东新家打电话来买书。这一次，他把新书的价格定得很低，只有14元。他希望每个移民都能买得起。

　 在新书发布会上，一个年轻记者问王以培，现在已是DV时代，你的这些文字和照片还有什么价值？王以培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讲起佛教典籍中的一个故事：鹦鹉居住的山着火了，鹦鹉用翅膀蘸了水来灭火。天神说你这样做毫无意义，鹦鹉回答，我知道没有意义，但我还是要做。天神被感动了，就把火灭了。听完故事，记者无语。

　 在新田挑水、在新疆放羊、在云南收谷子……王以培每到一地，都喜欢和农民一起劳动。他笑称自己是“最后的知青”。他对自己文学的要求是：有同情心，同情那些苦难的人。

　 “我的手越来越粗糙，越来越熟悉木头和铁。这表面上看是劳动，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对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给他们什么，而是和他们一起承受苦难。”

　 他常在课堂上讲这些观点。他从不在乎挣钱、职称之类的东西。在许多学生眼里，他有点“不食人间烟火”，许多学生因此私下管他叫“圣人”。王以培主讲西方文学，学生们每次选课，必须在开选的第一时间上网点击，动作稍慢一些，名额就满了。

　 他喜欢和学生分享从三峡带回的新鲜记忆。他在课堂上敲击着从三峡带回的石头，“听听吧，这都是你们久违的声音，自然的声音”。他看到学生眼里闪着光，然后，心满意足地开讲。

　 他直言，人不能没有信仰。他认为所谓的“信仰”，未必和宗教沾边儿，可以是一种理想、一种追求。现在，他的理想是“白帝城”―――他把沉入江底的所有城镇统称为“白帝城”―――他自己，“不过是个朝圣者”。他已经计划好，要用一部长篇小说来做“白帝城”的终结。

　 江边的日子，王以培常在那些废弃或日久失修的破屋子里过夜。开始，他曾提心吊胆，怕屋子突然坍塌。忽然有一夜，他发现自己不再害怕。因为，“把生命交付给一件值得的事，实在没有什么可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