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好以泱泱大国礼仪之邦示天下。但，拿什么展现自己，或选什么当礼品这样的小事，却很伤脑筋。眼下在北京，通常的模式是请那些国外来客，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人，登上城市最高处的旋转餐厅俯瞰一下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展示一下我们的伟大成就；要么白天登长城看故宫外加坐三轮游胡同，晚上听京剧泡茶馆男着唐 装女穿旗袍；如若还不尽兴的话，临走再送个京剧脸谱，外带风筝与中国结了事。

　 我们把自己认定的中国符号一股脑地强加给了别人。这样做在潜意识里至少有两层意思：无论是友是敌，让人看看我们也有像你们一样的财富，别再小瞧我们了；另一层意思是，看我们的传统有多深厚，那一砖一瓦一腔一韵都够你品3年的。

　 有个媒体朋友，常跑这个口儿。后来她渐渐学会了偷懒，不再每次都跟了。写“俯瞰”那一段时，只要用上“太美了”、“太棒了”、“真伟大”、“简直不敢想像”、“简直不敢再认了”等；写游览古迹时用上“太深厚”、“太伟大”、“我喜欢这里”、“我一定会再来”、“我一定要把这里的美景告诉每一个人”等等语句，发稿肯定不成问题。

　 一些来客把北京认定为中国的样子，并发出上述由衷的感叹。只是国人从那些宾主尽欢、客随主便的应酬话中，从那位朋友等编写的千篇一律的报道中，真能了解那些来自不同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甚至不同意识形态背景下人的真实而复杂的想法吗？

　 有一个反面的例子，说起来可能会让那些诚心诚意的国人泄气。

　 1974年4月，法国《太凯尔》杂志代表团5名成员受邀对北京、上海、南京、西安4城市进行为期3个星期的访问，结构主义巨擘罗兰？巴特就在其中。

　 参观工厂时，巴特在笔记本上记下在毛泽东思想武装下生产了多少吨钢铁或大米，对人们介绍给他们看的幼儿园表示出兴趣，听那些关于避孕问题的解释，还有那些针刺麻醉表演等等，而这一切又都是在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

　 法国“同志们”自愿地服从这种友谊的修辞，有时他们甚至还穿上了主人殷勤准备的“毛制服”。

　 让？卡尔韦在《罗兰？巴特传》一书中透露，开始时，巴特对这些礼仪感到好笑，但还是加入了游戏。后来他却逐渐放弃了符号学家的目光，退出了活动。在西安参观兵马俑时，他宁愿一个人待着而不去看，他还拒绝了去附近的温泉洗澡。更有甚者，当代表团其他成员贪婪地欣赏着碑林、雕塑、珠宝与文字时，这位巴特先生却再也不给面子，经常留在旅游车里，或者在博物馆的门口等其他人出来。

　 回国后，法国知识界正等待巴特从中国回来应该像冲出牛栏进入斗牛场的公牛那样，或者狂怒，或者兴奋。但他却在《世界报》上发表了一篇调子低沉的中性短文《中国怎么样》。在这篇文章中，符号学大师对邀请方着力展示的符号并不领情：绿茶淡而无味，中国没有色彩，中国很平静，中国缺乏诗意。让？卡尔韦评价道：这让人觉得他完全无话可说。

　 看来，主人精心安排展示的那一年代的中国符号并没有打动巴特。他居然会那样描述中国。那个年代，如果他的文章译介到中国来，那些话肯定会让当时所有接待过他的人生气、恼怒。中国并不缺少符号，但显然，巴特缺少阅读它们的欲望。

　 对于今日国人着力展示的中国符号，那些外国人看了以后又有什么感受呢？在上述京城媒体朋友那里对外国人眼中“中国怎么样”表述千篇一律的语辞中，你能看得到吗？那些口口声声说着赞辞的友人们，保不准其中的哪一位回国后，也会写出像巴特那样的文章，让我们对自己的状况有了另一层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