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逛旧书摊。两年前，意外地在潘家园摊主处搜集到一张旧表格，它属于“文革”期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表格题为：《北京卫戍区和公安部逮捕的人》，系手写，填写表格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原学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部”，时在1970年。

　 据这份表格，哲学社会学部在 “文革”开始后共有21人被捕。在21人的名单中，我发现有两位著名人物：哲学家杨献珍、经济学家孙冶方。表格中注明年龄：杨献珍75岁，孙冶方53岁；家庭出身：杨献珍为小手工业，孙冶方为小土地出租；本人成分：杨献珍为自由职业，孙冶方为职员……

　 早就知道他们的历史故事。当代史上，杨献珍因主张“合二为一”的哲学观点，孙冶方因强调经济规律和利润的经济学观点，在上世纪60年代分别招致批判。他们是历史漩涡中的大人物。

　 对孙冶方并无研究，但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却在他去世前的一个月，我亲历了一个难得的场景―――他与陆定一最后的见面。

　 那是在1982年，我刚刚当记者不久。一次去北京医院，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导演和演员一起去探望剧作家阳翰笙，请他就即将重新上演的《草莽英雄》谈当年的创作体会。大家正谈着，陆定一走进了病房，来看望他的老朋友。他们谈得很投机，很愉快地和导演演员们合影。当与阳翰笙告别时，陆定一说要再去看看孙冶方，因为听说他病重，将不久于人世。

　 我久仰孙冶方大名，却一直无缘相见。从报章上了解到他如何顶住各种各样的压力坚持自己的经济思想，从而被学术界视为一位最值得敬重的经济学家。不仅仅在于他的理论体系，也在于他的正直、执拗、坚毅。我不愿意放过这样一次难得的机会，并且直觉到陆定一和他的会面，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于是，征得陆定一的同意，我随着他走进了孙冶方的病房。

　 孙冶方已经不能坐起来，只能躺在床上与人握手交谈。他很瘦，眼睛却很有神。陆定一非常热情地走过去，握住他的手，然后在他病榻前坐下。他们谈了些什么，我已记不起来，但照片上的他们，显然谈得非常投机，非常开心。一张照片上，陆定一笑容满面，而孙冶方也流露出愉快的神情。整个谈话过程中，他们的手一直紧紧握在一起。

　 这张照片无疑记录下一个难得的历史瞬间：陆定一“文革”前长期担任中宣部部长，主持意识形态工作，对孙冶方经济理论的批判也正发生于他主政期间。他当年所作的关于“双百”方针的重要报告，曾令多少人欢欣鼓舞过。但由于历史原因，这并没有使孙冶方的经济理论在上世纪60年代和“文革”中免遭一次次的批判。只是到改革开放后的时代，人们才认识到，孙冶方早就提出的经济建设应该注重价值规律的理论是正确的。历史终于接受了他。

　 现在再看这张照片和这张表格，突然间意识到他们这次见面的历史分量。

　 一张表格，几张照片，摆放一起，让人有异样的感觉。表格无情也无语，但简略的文字留下巨大的历史空白。大大小小的格子，闪动着历史的影子。影子中，还有孙冶方睿智的目光与微笑。如今，中国已经实践的市场经济，恐怕早已超出了孙冶方的想像，但过来人却不应忘记他，而应永远感怀那些在经济学理论上筚路蓝缕满身创伤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