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培军是西安某卫星测 控基地的名人。

　 “我刚来基地报到的时候，干部科的科长和我谈话，说要向我们单位的余培军学习，他年纪轻轻的但成绩特别突出。你来以后也要好好干，肯定能出成绩。”1996年大学毕业的崔卫华，来基地报到的第一天，就知道基地有个余培军。

　 “他绝对是有个性的人，有主见，有自己独到的思想。”“他敢说话。技术问题上，领导说的东西有问题，别人都不敢开大会时当面提意见，就他敢说，而且几乎每次他提的都对。”这是余培军的同事对他的一致评价。记者脑中出现了一个头发竖直、语言犀利甚至有点剑拔弩张的知识分子形象。

　 但是，不久后记者见到的余培军彻底打破了这种印象：他白皙的面孔上架着一副眼镜，语速较慢，整个人身上看不出一点张扬。“我以前说话快，声音也大。现在年纪大了，也就变了。”其实，这位自称“年纪大了”的余培军今年也只有39岁，现任西安某基地技术部副总工程师。

　 选择航天测控之路

　 余培军在四川长大，他从小就对航空感兴趣，看到相关的书和杂志肯定要买下来，回家仔细读。1984年高中毕业的时候，余培军面临着学校和专业的选择。“那时候不像现在的学生，选专业主要是考虑什么热门，哪个专业出来好找工作。我们当时想的是哪些专业有实力，哪个专业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最后，他选择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惯性导航专业。一路从本科读到了硕士，1991年余培军硕士毕业的时候，他选择了到国内航天控制领域比较先进的西安某卫星测控基地工作。

　 根据余培军的专业背景，他被分配到基地测控技术部的总体室。技术部是整个基地的核心部门，而总体室则是核心中的核心。对于总体室负责的工作，余培军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别人管的我们都能管，别人不管的我们也要管。”这个科室需要制订卫星测控的整体方案，是一个要和技术部下面所有的科室打交道，而且必须对每个科室的专业知识都要有一定了解和把握的部门。

　 余培军刚到总体室的时候，正好赶上“风云一号”卫星出现故障，室里的技术人员正在进行抢修。当时的场景，让余培军感到巨大的压力。执行软件、冷喷系统，这些陌生的名词在他的耳边被一次次提起。余培军忽然发现自己在大学里学的东西和工作中所要求的相差太远。惟一的办法就是学习，余培军开始恶补和卫星相关的知识。

　 1991年年底的“东方红二号”卫星发射测控任务让余培军对一个总体室工作人员的基本工作任务有了初步的了解。就在几个月之后，余培军又参加了“载人航天工程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在论证的过程中，余培军有了与我国航天领域的顶尖专家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这次机会让余培军受益匪浅，他对我国的载人航天技术有了相对清晰的了解，知识面得到了大幅度的拓宽。

　 千钧一发的考验

　 余培军进入情况很快，在这些任务中，已经崭露头角。但是，他明白，能够独当一面才是对一个人真正的考验。

　 1993年，我国航天事业迎来了一个相对快速的发展时期。就在这一年，余培军担当了“东方红三号”的测控总体工作。

　 数年的厉兵秣马，余培军知道自己大显身手的时机到了。

　 在航天测控领域，卫星测控总体工作涉及面广，内容繁琐，需要编制成千上万条指令，攻克大量的技术难关。任何一个细节的失误，都会影响到整个测控任务的成败。“东方红三号”是新型卫星，与以往的卫星相比，其测控过程更加复杂，技术难度更大，对地面测控的要求也更高。余培军和他的同事在马不停蹄地工作着。但是不久之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东方红三号”在第一次变轨之后不久就出现了故障，卫星失去控制，在天上开始翻转。为卫星提供能量的帆板无法对准太阳，这就意味着：一旦卫星的蓄电池耗尽，这枚价值十几亿元的卫星将面临着报废的危险。余培军和他的同事只有10个小时，10小时之后，蓄电池将耗尽，卫星将报废。情况有些乱。余培军和飞行控制组的主要人员坐在指挥大厅的会议室里商量对策。很多人脑子都木了，但余培军很清醒。凭借对卫星各系统以及地面测控能力的了解，余培军提出了将两个太阳能帆板中的一个反向。这个方案扭转了蓄电池不断消耗的局面，为抢救卫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大家的努力下，卫星运行恢复正常。

　 “东方红三号”任务完成之后，余培军和他的同事又承担了“鑫诺一号”卫星地面站控制中心应用软件的研制和开发等一系列的项目，他就像一只飞快转动的陀螺，再也没有放慢过自己的脚步。

　 航天测控领域的创举

　 要想在科研领域取得不凡成绩，必须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和统观全局的视野。如果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余培军就不会成为我国航天测控领域的大家。余培军在事业上质的飞跃就来自于由他提出并在他的努力之下变为现实的“透明遥控”模式。

　 在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初期，由于中心和测控站之间的通信能力有限，所以各测控站都需要配备相应的发射设备和技术人员，并需要承担大量的计算和编程任务。而当时在国外，所有的计算和指令编写工作都是在中心完成的，而中心在指令编写出来后通过各个测控站将指令传送到卫星上，每个测控站只执行信道传输的功能。与我国当时的测控模式相比，这种模式大大节约了人力和设备成本，而且准确性更有保证。

　 建立我国自己的“透明遥控”模式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被提起，但真正建立起来难度很大。虽然国外有经验可以借鉴，但是要真正设计出符合我国测控网技术实际的“透明遥控”模式对余培军来说是真正的挑战。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余培军从来没有停止过。1998年，余培军被选送去加拿大进修3个月，他在这段时间里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很多东西在我脑子里已经想得差不多了，就是还需要一点启发。”

　 在余培军的主持和基地所有技术人员的努力下，具有中国航天特色的“透明遥控模式”应运而生。2000年某测控任务中，基地启用透明遥控模式，获得成功。一年后，基地所有型号的卫星测控任务全部实现了中心遥控模式。这标志着我国航天测控水平从整体上提升了一个层次，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作为这个项目的课题组组长，余培军的贡献可载入史册。

　 不太一样的余培军

　 促成余培军取得现在这些成就的，除了他的天赋，更多的是他超于常人的勤奋。几乎每一个熟悉他的同事都提到了余总的“爱学习”。“每次去他家找他，他几乎都在看书。”“我们每个科室之间的区分很大，但余总能把相关专业的东西都吃透。我们的程序出了毛病，有时我们自己半天都查不出问题，但余总点出之后基本就可以直接改程序。”“他钻研了很多和测控相关的知识，平时本来工作任务就很重，真不知道他的时间是从哪儿来的。”而且，大家都说技术上的东西很难瞒过他，他对这些东西都很清楚。

　 “踏踏实实做好眼前的事。”这是余培军对年轻科研人员的建议。“你刚到一个单位，别人不知道你能干什么。所以，不管领导交给你的任务多简单，你多不情愿做，也一定要认真完成。每个小事情干好了，领导对你就会有好的评价，就会把更多、更重要的事情交给你，也就形成了良性循环。我这几年作为管理者，最怕年轻人晃荡。”

　 和余培军聊天，记者发现他喜欢打比方，可以把非常复杂和专业的技术问题讲得很清楚。通过很短时间的接触，记者就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清晰的思路。正如他的同事郭巍形容的，“余总确实是做总体的材料，头脑清楚，把握全局的能力很强。对专业内各方面的知识都有一定的了解，但又不是泛泛的面面俱到。”

　 余培军很忙，下午的采访中，就被通知要坐晚上7时40分的飞机去北京开会。“我愿意坐火车，到车站快，而且来回睡两个晚上，工作都不耽误。坐飞机都在白天，而且到机场还要耽误时间，来回一个白天就搭进去了。”这种临时通知开会的事情对余培军来讲已经是司空见惯。而且，执行发射任务的时候，他们要按照卫星的时间表作息。余培军说，他很适应这种不正常的作息，也很适应这种辗转各地的状态。

　 余培军喜欢下围棋，但这几年已不太容易能找到棋逢对手的人一较高下。他说，周末的时候，他愿意和家人去爬山，但是他不愿意去西安附近的那些风景名胜。他更愿意去爬秦岭，去安静地感受真正的大自然。

　 标兵心语

　 航天测控是典型的“万人一杆枪”的系统工程，其工作性质决定了在这个行业中不可能只依靠个人的努力就取得成功。每个人的岗位可能看似平凡，但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可能由于某个人对其工作的不尽心而毁于一旦。在这个行业工作，必须始终以高度的责任心对待自己所承担的工作，要时刻牢记自己工作的一个微小失误都可能给事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有了这种责任感和认真精神，就会把努力学习变成自己自觉的行动，就会在工作中不计较个人得失，就会真正地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如果一个人每次都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做好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并数年如一日的坚持这一原则，就越能赢得领导和同事的信任，就越有机会承担更重要的任务并取得成功。

　 西安某基地技术部副总工程师 余培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