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的大学，最重要的
是要有一流的大学校长。
从1977年恢复统一高考制度以来，我国涌现了一批高等教育领域改革的开拓者，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这些今日在全国各高校普遍实行的措施，都是当年刘道玉在武汉大学率先播下的种子。最近，年逾古稀的刘道玉先生推出了他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书中披露了一些教育改革的内幕。近日，刘道玉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向记者讲述了他的“创造教育之理想”。
如果说我是一棵“幽草”，那么我也要使我的“晚晴”过得有意义
记者：您在书的《自序》中说：写这本自传是“想找点事做，练练手笔，防止大脑退化”，我看了书后觉得，这本书对当前的教育改革恐怕也很有意义，您写书时有这方面的考虑吗？
刘道玉：在我60岁那年，我曾经在《传记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生命六十始”的传记文章，它反映了我在花甲之年以后不甘寂寞的心态。我十分欣赏唐朝诗人李商隐的两句诗：“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如果说我是一棵“幽草”，那么我也要使我的“晚晴”过得有意义。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才着手撰写《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的。
当然，对于一个毕生热爱教育和执着推行教育改革的人来说，我对我国教育始终是关注的，特别是对我国教育改革的现状是不满意的。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现在既没有推出重大的教育改革举措，也没有涌现出有代表性的教育改革实践者。在《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中，用了比较大的篇幅记叙了我个人创新学习方法和当年武汉大学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我希望能对当今的大学生们的学习和大学教育改革有所借鉴。
当年推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举措，至今似乎还没有能超越
记者：您当年在国内推行了一系列创新的教育改革，许多措施已在现在的各高校实行。本报也曾做过“刘道玉晶核”等系列报道。您现在回过头来看，哪些是“得意之作”？
刘道玉：当年推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举措，虽然还是很初步的，但至今似乎还没有能超越。如果说有“得意之作”的话，我以为是自由转学制度（尊重学生的志趣）、插班生制度（不拘一格选人才）、作家班（培养学者化的大作家）、中法数学试验班（法国是世界数学大国，培养顶尖的数学家）和实施创造教育（培养创造性的人才）。实践证明，这些制度和做法，对于尊重大学生的志趣、保护他们的选择权、营造自由民主的学风和培养创造性的人才都是有益的。我认为，这些制度不仅是应该继续推行的，而且还有许多可以进行试验的内容，以便使它们更趋完善。可惜的是，这些“得意之作”不仅在全国响应者甚寡，甚至在它们的诞生地也销声匿迹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
像钱学森先生这样的著名科学家出来呼吁创造教育都无济于事，试想推行创造教育该有多大的阻力呀
记者：培养创造性人才是大学的最大任务，这在今天已是共识。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您就提出了“创造教育”的思想，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现在大学实施创造教育是不是还有较大阻力？
刘道玉：我在初中时读过《诺贝尔传》，自幼立志要做一个诺贝尔式的发明家，这个欲望非常强烈。可是，正当我“而立”之年时，我被推上了大学领导岗位，失去了从事发明创造的舞台―――化学实验室。但是，发明家之梦并没有从我思想中消失，而是异化为另一个创造之梦―――实施创造教育，把大学生培养成为创造性的人才。这就是最早在我思想上萌发研究、倡导和实施创造教育的起因。
正如你提到的，实施创造教育确实有阻力，这是不必回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由此，我记起了今年7月29日钱学森先生在温家宝总理到医院探视他时讲的一段话，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位对中国有卓越贡献的科学家的肺腑之言，十分尖锐地指出我国大学教育的时弊。可是这条掷地有声的建言，无论是我国教育主管部门或是各大学的领导，竟然没有作出任何反映，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我感到十分困惑的是，像钱学森这样的著名科学家出来呼吁创造教育都无济于事，试想推行创造教育该有多大的阻力呀！
记者：您能具体谈谈当今中国大学实施创造教育的阻力吗？
刘道玉：根据我20多年研究和实践创造教育的感受，阻力主要是：僵化的大一统的教育领导体制，保守的教育理念，落后的人才观念，没有民主自由的育人环境。如果我国大学依然不能行使独立自主的办学权，不是由富有创造性的教育家来治校，要在大学实施创造教育和培养创造性人才是很困难的。
一个大学校长如果具备了这五个最主要的素质，那么他就能够率领大学向世界一流水平迈进
记者：说起创造性的大学校长，我们往往怀念蔡元培先生，您认为，一个优秀的大学校长应该是怎样的？
刘道玉：是的，蔡元培先生是一位十分令人尊敬的大学校长，无论是他的办学理念或是其影响，至今还没有人能超过他。蔡元培先生的素养和形象，应当是我们今天遴选大学校长的标杆，是我们现在大学校长们学习的榜样。
今年，我在《高教探索》第2期上，发表了“中国应当怎样遴选大学校长”一文，这是我根据自己多年的经历与思考的心得。我认为，一个优秀的大学校长应当具备以下的条件：他们应当是一位职业教育家，具备深厚的文化教育背景，但不再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必须专心致志地履行校长的职责，不能成为陶行知先生所批评的那种“命分式”的校长（指心有旁骛）；他们应当懂得教育学，有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能够成为学校传统和光辉未来的化身；他们应当具有冒险和创造精神，营造民主自由的学风，支持教师和学生的创造性的研究，敢于保护有争议的创造性的人才；他们应当具有洞察问题的能力、准确的判断力和决策与管理能力；他们应当密切联系群众，善于倾听教师和学生们的意见，做到从善如流……当然，一个优秀的大学校长应具备的条件远不止这些，但是如果具备了这五个最主要的素质，那么他就能够率领大学向世界一流水平迈进！
记者：作为一校之长，大学校长既是受人尊敬的，又是威严的。而您担任校长时，却经常参加学生组织的活动，如演讲等，这是您的个性使然，还是一种‘治校’思想的体现？
刘道玉：我在任校长之初，在对待大学生工作上，曾经有过“约法三章”：凡是学生合理的要求，必须解决，不得拖延；凡是学生写给我的信，不得扣压，有信必回；凡是学生要求见我的，不得挡驾，要有计划地做出安排。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认为学生是学校的主体，优秀的学生是学校的名片，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学生成才这个中心服务的。因此，大学校长要精心地制作好这张名片，要不惜化功夫。同时，我还认为，青年人富有朝气，思想敏锐，与他们谈话、通信，参加他们的活动，是防止思想僵化有效的方法。所以，与大学生交朋友，既是我的性格使然，又是我治校的风格。
那时，提出推倒“十六字”招生方针还是有风险的，弄不好，就会被指责是专了工农兵的政
记者：您在自传的“邓小平召开历史性的座谈会”一节中，披露了恢复统一高考的内幕：来自武大的代表查全性先生是提出恢复统一高考的首倡者，而你是他幕后的策划人。我想知道，当时提出恢复高考的主张是不是有一定的风险？
刘道玉：是的。那时，提出推倒“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招生方针还是有风险的，因为毛主席圈阅的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肯定了“两个估计”和“十六字”招生方针，所以弄不好，就会被指责是专了工农兵的政，教育界大多数人的心有余悸也在这里。
记者：不过，近来“高考制度”受到了许多人的质疑，您又是怎么看的？
刘道玉：恢复统一高考已经过去快30年了，在肯定它的历史作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这种制度本身存在的某些弊端。近年来，虽然对招生办法作了某些技术上的改进，但那只是添枝加叶的改良。招生制度改革应该从源头上改，核心是教育部要放权，其方向是从统一到分散，从一次到多次，从单一笔试到笔试与口试相结合，从完全以分数录取到按照综合素质的标准录取学生。惟有如此，才能招收到高素质的学生，培养出优秀的人才。
一个人对某种事业太专注了，他就会把自己热爱的事业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记者：在您的自传中，有“生不愿封万户侯”一章，记叙了您先后多次放弃了重要职务的委任。在有些人看来，这些工作岗位可能比大学校长更能实现自己的抱负，您是基于您的教育家理想，还是其他什么考虑？
刘道玉：在一些人看来，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特别是在跑官、买官和卖官之风盛行的今天，似乎觉得我太傻了。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人各有志、人各有所求嘛！我之所以不愿当官，是因为我太热爱教育了，一个人对某种事业太专注了，那么他就会把自己热爱的事业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当然，我也不讳言，我不愿当官是因为我不具备当官的秉性。我不仅个性十分鲜明，而且还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这些是官场上所不允许的，但这些又恰恰是研究创造教育所必须的。人贵要有自知之明，明知自己不是当官的料，所以还是远离官场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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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丁学良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12月出版
本书基于作者在国外多所著名大学研究、教学、学术交流的心得，从理念和操作的双重层次上，纵论建设一流大学的关键环节。作者现为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
《艰难的日出》
杨东平主撰
文汇出版社 2003年8月出版
20世纪中国现代教育风云激荡的历史，形成了一些可以辨识的价值和特点。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态度、对外来教育文化的态度，以及对自身教育改革的态度，或许可以成为理解这一历史的简明线索。
《大学有问题》
熊丙奇著
天地出版社 2004年8月出版
作者深入大学内部，从教育热点入手，系统反映了民众关心的大学教学质量问题、科研质量问题、未来发展走向问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问题，全面剖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历史和现实根源，并从多角度透视解决高等学校这些问题或顽症的思路。
《21世纪的大学》
（美）杜德尔斯塔特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12月出版
本书为人们分析了21世纪大学的发展图景，展现了大学发展的新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