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是抗战胜利
台湾光复60周年纪念日，今年又是台湾人民抗日反割台110周年。美丽富饶的宝岛台湾，犹如祖国大陆向浩瀚太平洋捧上的一颗明珠，璀璨而又夺目。然而，它的命运却是曲折多难的。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反抗与侵略、光明与黑暗、自尊与屈辱、热血与污秽，错综复杂地交织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历史活剧。
青年作家阎延文，历时10年创作了“台湾三部曲”：《台湾风云》、《沧海神话》、《青史青山》，抒写了台湾三百年沧桑，前两本书最近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台湾风云》在台湾出版的繁体版本，被台湾出版界称为“二月河之后最好看的历史小说”。美国强磊出版社目前正在接洽把“台湾三部曲”翻译成英文版，在美国出版。
日前，阎延文向记者讲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台湾故事。
近代台湾史展示了最强烈的民族归属感
记者：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文艺作品非常丰富，您的“台湾三部曲”是第一次正面描写台湾抗日的长篇小说，引起世界华人华侨的强烈反响。您能介绍一下情况吗？
阎延文：《台湾风云》、《沧海神话》和《青史青山》是系列长篇历史小说，总计140万字。第一部《台湾风云》写了1895年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反对割台的悲壮画卷；《沧海神话》以“百年孤独”式的结构，描写了台湾先民三百年间拓荒传奇的祖先神话，重现一个家族九代人对家国信仰的皈依；第三部《青史青山》写1895年到1945年日据50年间，一批坚守文化抗争的台湾知识分子，特别是爱国诗人《台湾通史》作者连横，在日本文化殖民环境下一生都在英勇抗争，以个人的力量，做艰难的文化突围。我希望，用笔锋完成从拓荒、兴台、割台、保台到光复的“台湾三部曲”，表现民族的百年沧桑。
记者：当下青年作家给人们的集体印象，多是以都市生活为作品的主要背景，追求一种快感写作。作为年轻的女作家，你选取历史小说这样独特的领域比较少见。能谈谈为什么要写“台湾三部曲”吗？
阎延文：相对于快感写作，我的长篇小说可以说是“痛感写作”。我是首先感受到民族历史的疼痛，被痛感搅动得寝食难安，然后才开始动笔的。
1995年，我正在准备博士论文，一个偶然的机会承接了《中国三十年代文学史》港台部分的写作，开始了台湾文化史的研究。渐渐地，一种兴奋感笼罩了我。海峡两岸惊人的文化同构性，似乎预示着某种历史的奇迹。
记者：是什么感动您撰写台湾抗日史？
阎延文：近代台湾史，展示了最强烈的民族归属感。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各路人马“水陆交绥，战无一胜”。1895年4月，中日在日本广岛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全台震骇”。台湾百姓先是“椎心泣血，北向痛哭”，千方百计阻止清政府割台弃台；继而“奋空拳、拼残躯”，以血肉之躯与6万日本正规军相搏击，捍卫祖国宝岛。400万台湾人民以赤子之心，倾诉对祖国的衷情，引发了震惊中外的公车上书，中华民族的自救运动从此开始。
中华民族抗日不是传统意义的8年
记者：您曾说，中华民族抗日不是传统意义的8年，甚至也不只是九一八事变后的14年，而是从1895年台湾抗日肇始的50年。您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阎延文：以往，我们更多地关注甲午战争的大陆战场，对台湾抗日战场表现较少，其实，台湾抗日是一段真正的血火壮史。1895年的台湾，距大陆全面抗日还有42年，距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还有36年。台湾人民是最早承受战争苦难的人群，也是最早抗击日本侵略的中国人。台湾抗日与大陆抗日一脉相承，最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的血气和骨骼。我个人认为，中华民族的抗日不是传统意义的8年，甚至也不只是九一八事变后的14年，而是从1895年台湾抗日肇始的50年。
记者：即将出版的《青史青山》正是描写台湾抗日50年的故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您是如何表现的？
阎延文：从1895年到1945年，是日本占领台湾的50年，也是台湾抗日的50年。从创作上，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选择了《战争风云》式的写法，用一个真实历史人物，贯穿台湾这段时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北埔起义、罗福星革命事件、西来庵起义、雾社起义、文化抗战等。这个贯穿人物就是《台湾通史》作者、著名诗人连横。
作为《青史青山》的主要人物，他是进行文化抗争的杰出代表。台湾割让后，为了抗日保台，连家曾把老宅让出一半，作为抗日名将刘永福指挥黑旗军的临时大帅府。台湾陷落后，连横的父亲悲愤交加不幸与世长辞，面对国破家亡、丧父毁家的伤痛，连横作为一介文弱书生只能以笔为剑，传播汉文化，记录台湾的痛史成了他不懈的追求。连横终于写成了《台湾通史》。《台湾通史》第一次用历史定位了台湾的中国归属。
在《台湾通史》中，连横秉笔直书，为抗日英雄刘永福、丘逢甲、徐骧、姜绍祖、吴汤兴立传，并倡言“夫史者，民族之精神……国可灭，而史不可灭”。1914年，连横递交了恢复中国国籍的申请，不久获得批准。1936年，连横临终前预言“中日必将一战，战则中国必胜，光复台湾此其时也。”并为即将出生的孙子，起名为连战。连战，就是现在的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
民族痛感文学绝对不能戏说
记者：您的这三部作品都是历史小说，您如何看待历史文学作品的“正说”与“戏说”？
阎延文：我以为，无论历史剧的“正说”还是“戏说”，都必须符合历史的必然律和可然律。尤其是涉及民族痛感的文学，是绝对不能戏说的。因此，在“台湾三部曲”中，我没有“戏说”，而是走了一条很严肃认真的正剧的路子，追求一种历史美学的规范意识和经典意识。我的作品在主要的历史事实上忠实于历史，并充分展开合理的艺术想像与虚构，使历史小说创作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得到统一，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