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希望替自己树碑立传，空话我已经说得太多，剩下的最后的两三年里我应当默默地用“行为”偿还过去的债。我要做一个普通的老实人。我没有才华、没有学问、没有本领，只有一颗火热的心，善良的心。

　 ――摘自巴金给李致的信

　 一、四句话

　 巴金是我的叔父，我叫他四爸。

　 四爸在1923年离开四川去南京读书，以后又到法国留学。我出生的时候他在上海，所以我11岁前没有见过他。1941年，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他第一次回成都，但我当时在读初小，不懂事，没有留下更多印象。

　 1942年，四爸第二次回家。这时，我们住在成都北门荣华寺街。大门很简陋，进去是一条小巷，巷子两边各有一家独院。正中的院子比较大，住有五六家人，我们家租了两间房子。院子里有各式各样的人，经常为一些生活小事发生争吵，很像四爸后来在《小人小事》一书中所写的情景。然而我和邻居的孩子们却很要好，放学回来，一起打仗、捉猫猫，或者跳房、扯响簧，无论吃饭、睡觉，都要大人“捉拿归案”。一天，四爸对我说：“你一天到晚不回家，我给你改个名字，叫李国飞吧！”我不知道这是批评，心里想：“要真能飞起来，那才好玩哩！”

　 我还记得家里摆供的时候，上自祖母下到我，都对祖宗牌位叩头，只有四爸一人鞠躬。我很奇怪，大人解释说四爸是“新派”，令我佩服不已。如果说我拥护“新派”，这算是开始，我立志长大了也要当个不叩头的“新派”。

　 孩子喜欢模仿大人，特别愿意和哥哥姐姐享受同等待遇。我终于也做了一本“纪念册”，请四爸给我题词。没想到他欣然同意，坐在大书桌前，用毛笔给我写下这样四句话：

　 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

　 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

　 说话要说真话，

　 做人得做好人。

　 真正的珍惜是在更深地理解以后。

　 最初我只是对“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有点理解。因为它和外祖母的教导完全背道而驰。有段时间我们和外祖母住在一起，她只要一看见我在玩，就要问我：“为什么不读书？”如果我回答已经读过了，她就要教导我古人是如何发奋学习的，结论总是“一有空就要读书”。我想，一有空就要读书，哪还有空？什么时候才能玩呢？我不敢公开反对她，但心里很不高兴，甚至对作为榜样要我学习的古人也很不感兴趣。四爸说“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这代表了我的“利益”，我十分拥护。

　 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读书和社会实践，对这四句话的理解才逐步加深。这四句话中最主要的是“做人得做好人”。不做好人就不会讲真话。不做好人，“用功读书”和“放心玩耍”就失去意义，甚至会起相反的作用。

　 要真正做到这四句话是有斗争的，有时甚至是相当困难的。这不仅要和自己的坏思想、坏习惯作斗争，还要和外界的某些干扰作斗争。十年浩劫时期，我靠边站了，被关进“牛棚”了，被加上了各种诬陷之词。我对一般青年人的偏激情绪，并不介意。个别抱有其他目的的人，用威胁、诱骗等方法，逼迫我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或什么小爬虫，逼迫我揭发谁是特务、谁是反革命时，我没有惟命是从。说实在的，当时我经常想到的就是“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四爸恢复了名誉，又焕发了青春，夜以继日地为人民写作，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我们有过多次见面和深夜长谈。有一次，我突然想起他给我写的四句话，便总结似的向他汇报说：“第一句是用功读书，我在学校时没有做到，离开学校以后才有了自觉性。第三句是讲真话，我基本上这样做了，但也讲过某些违心的话。第四句是做好人，这是奋斗目标，还要不断努力。”我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只有第二句话放心玩耍，执行得最好！一贯如此。”

　 四爸一边听我讲，一边慈祥地笑了。

　 二、两个“最后一息”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重新提起被迫搁下十年的笔。他不愿做“社会名流”，只愿做“一个普通的作家”。并多次表示：“我要为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最后一息。”

　 1977年，巴老已经73岁高龄。当时，他打算写到80岁，也就是再写七年。以后巴老订了一个写作计划：一、每年写一本《随想录》；二、写两部反映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遭遇的小说；三、写一本《创作回忆录》；四、把一百几十万字的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翻译完。文艺界的许多朋友和众多读者，都被巴老这种精神感动，纷纷表示钦佩。

　 我认为巴老的创作是别人不能代替的。在有限的时间里，创作与翻译，他最好有所取舍。我逐渐发现，不少朋友与我有相同的看法。

　 最初，巴老回答我：“我可以完成计划。”我则强调时间有限，要有取舍。

　 几乎每一次见到巴老，我都要设法谈到这个建议。有一次，巴老说：“我的计划已经公开，国内外都知道，说了话要算数！”我知道巴老讲信用，但并没有把我说服。

　 我是个“顽固分子”，一有机会到上海又向巴老提出这个建议。巴老说：“我翻译赫尔岑的东西同时也是学习，不断充实自己。我不认为自己可以不学习了。我要像海绵汲水一样汲取知识。要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听了巴老这段话，我找不出理由来反驳他，反而感到自己受了启发。

　 回到成都，我重读了巴老的《〈往事与随想〉（第一册）译后记》。巴老翻译是为了学习的意图，在这里说得十分清楚。

　 从此我记住了巴老的两个“最后一息”：一个是“为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一个是“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三、不做欺世盗名的骗子

　 人活着，要有益于社会。多付出，少索取。这是巴老的信念和主张。他一贯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多年来，巴老给了我很多教育。一年夏天我去杭州看望巴老，临别前一天下午他跟我谈心，第一句话就是：“人各有志，但最要紧的是做好人！”

　 巴老多次说明自己不是为当作家而写作的。他说：“我写作一不是为了谋生，二不是为了出名，虽然我也要吃饭，但是我到四十岁才结婚，一个人花不了多少钱。我写作是为了同敌人战斗。”巴老所说的敌人是什么呢？他说：“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巴老的很多作品都是写来控诉、揭露、攻击这些敌人的。

　 由于巴老把“文学作武器跟旧社会作斗争”，他最初竟“不好意思拿稿费”。他把第一次小说的版税送给一个朋友。他当时的想法是：“我说自己的话，不要别人付钱”。以后书写多了，巴老的想法才发生变化，因为作品毕竟是“自己用劳动换来的”，领取稿费也就“不在乎”了。巴老把读者称为“衣食父母”。这不仅因为读者买他的书，养活他，还因为读者给他提供精神养料和力量。

　 留在出版社的稿费怎么办？多数同志主张用巴金的名义设立奖金。我知道巴老不会同意，所以在转达这个意见的同时，建议把稿费用来帮助某些有困难的作者。不久，巴老回信说：“稿费问题就按你所说用来帮助作者吧。设立奖金我不赞成，我反对用我的名字。”

　 巴老这个态度一直没有改变。

　 巴老九十寿辰时，马识途老人和朱炳宣、杨牧去祝贺。临别时，问巴老有没有什么要带给家乡人民？巴老深情地说：“把我的心带回去。”许多人为之感动。我们的“上帝”―――人民，不是同样把巴老的心当成最珍贵的东西吗？

　 四、一个人如果不能工作，长寿也没意义

　 巴老对家乡有很深的感情。1984年秋川剧团到上海演出，巴老已不能到剧场看戏。一天下午，以陈书舫、周企何为首的十几位老中青演员，来看望巴老。演员们在客厅里为巴老清唱。唱完后大家要求巴老讲话。巴老说∶“我爱家乡，爱听乡音，当然爱川剧。”直到1993年秋，巴老还对我说∶“我哪儿都不想去了，只想再回四川一次。”可惜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就在那个客厅里，巴老多次与我谈到我的父亲和三爸，也就是巴老的大哥和三哥。我父亲因家庭破产而自杀，我三爸则因贫穷患病而死。巴老两次痛哭失声。他说∶“我最爱我的两个哥哥，他们两人都是因为没有钱而死的。现在我有钱，也没用了。我又不想过好生活。”

　 又一次，巴老对我说：“1929年你父亲来上海，如果把情况讲清楚，我可能愿意负担一部分家用，他也可能不会自杀。”巴老还说过：“我们三兄弟有一个共同点，都愿意多为别人着想，多付出一些。”

　 我有几次在巴老寿辰时来到上海。无数鲜花、贺电、蛋糕，不断的来客和采访，表示了人们对这位讲真话的作家的爱戴。但客人走后，巴老在客厅里对我说，一个人如果不能工作，长寿也没意义……

　 （注：本文据李致独家提供的文字编辑）

　 链接

　 《我亲历的巴金往事》

　 吴泰昌著 文汇出版社 2003年11月出版

　 《巴金的两个哥哥》

　 李致选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5月出版

　 《巴金：云与火的景象》

　 李辉著 大象出版社 2001年3月出版

　 “文革”博物馆

　 ……我说“最好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

　 ……我相信那许多在“文革”中受尽血与火磨炼的人是不会沉默的。各人有各人的经验。但是没有人会把“牛棚”描绘成“天堂”，把惨无人道的残杀当做“无产阶级的大革命”。大家的想法即使不一定相同，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决心：决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

　 并不是我不愿意忘记，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让我忘记。我完全给解除了武装，灾难怎样降临，悲剧怎样发生，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灭亡，却几乎被折磨成一个废物，多少发光的才华在我眼前毁灭，多少亲爱的生命在我身边死亡……

　 “遵命文学”

　 我说我不是艺术家，并非谦虚，而且关于艺术我知道的实在很少。但有一件事情也是不可否认的：我写了五十年的小说，虽然中间有十年被迫搁笔。无论如何，我总有一点点经验吧……“四人帮”不但给我摘掉了“作家”的帽子，还“砸烂”（这是“四人帮”的术语）了“作家协会”，烧毁了我的作品。他们要做今天的秦始皇……可是我的作品始终不曾烧绝……我的作品没有给骂死，是因为读者有自己的看法。读者是我的作品的评判员。他们并不专看“长官”们的脸色……

　 说真话

　 ……这些年我写小说写得很少，但是我探索人心的习惯却没有给完全忘掉……每次运动过后我就发现人的心更往内缩，我越来越接触不到别人的心，越来越听不到真话。我自己也把心藏起来藏得很深，仿佛人已经走到深渊边缘，脚已经踏在薄冰上面，战战兢兢，只想怎样保全自己……在那荒唐而又可怕的十年中间，说谎的艺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谎言变成了真理，说真话倒犯了大罪……

　 现在那一切都已经过去，正在过去，或者就要过去。这次我在北京看见不少朋友，坐下来，我们不谈空洞的大好形势，我们谈缺点，谈弊病，谈前途，没有人害怕小报告，没有人害怕批斗会。大家都把心掏出来，我们又能够看见彼此的心了。

　 没有神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

　 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摘自《随想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