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省到巴黎。散落在中国大地上的文学青年、艺术青年、愤怒青年、有追求的青年，像大雁一样，成群结队地向文化之都北京飞来，一会儿排成S型，一会儿排成B型。

　 还有一些，驻守在原地，一会儿排成N型，一会儿排成B型。

　 李皖就是NB队型中的一员。

　 十几年前，他以自然作者的身份，被《读书》 杂志相中，开出“听者有心”专栏，从此―――用颜峻的话来说―――属于人民的音乐开始有了它的辩护者和阐说者。如今，他已经出了好几本书，和其他几个人一起，揭开了中国流行乐坛乐评人的历史―――还是颜峻说的。

　 1990年，我以实习生的身份客居武汉半年之久，结识了李皖及《长江日报》社的其他精英。如今，那些人已经散落各地各媒体，做出许多不凡业绩，而李皖，兀自留守武汉。

　 从名字可以看出来，李皖不是武汉人，他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到《长江日报》的。我到报社时，他已经工作了两年。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年代，他经常收到从上海寄来的包裹，先是一层牛皮信封，再裹一层泡沫塑料，里面是一盒或多盒磁带，录有同学从那个音乐资讯较发达的地方复制过来的流行歌曲。李皖少年老成，在旁边几个人贼亮目光和粗重喘息的催促下，故意用那种慢条斯理的节奏拆封，然后用那种体积很大的录音机来放，《爱情宣言》、《雁渡寒潭》等都是这么听过来的，一起咂嘴叹息。他的宿舍里有一个香炉，容积很大，慢慢烟头就堆满了。他不抽烟，多是别人抽的。

　 若干年后，我读到一篇随笔，描述艺术青年的体貌特征，其中两句“贴着假胸毛，胳肢窝火臭”让我马上就想到了李皖。他戴副眼镜，面目清秀，跟聊斋中被狐狸精看上的白面书生毫无二致，但只要在夏天少穿衣服，便会露出茁壮的体毛，看来人家早就有艺术青年的潜质啊。而在当时，这种潜质并没有表露出多少，他只做了一件让我嫉妒的事儿：找了个无比漂亮的女友，没过多久就成了他的老婆。

　 李皖太太的父母在武汉大学，两人婚后寄居武大，每天，李皖都要坐公共汽车穿越武昌、汉阳和汉口去报社上班，单程需要两个小时。当我得知这一内情后，对他充满同情，想一个有志青年就这样沦为上班族，真是不幸啊，每天要有至少四分之一的时间消耗在路上，真是不值啊。所以后来读到他写的乐评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实在是够蠢，陷落在北京的纷繁红尘中，漫漫长路，起伏不能由我。直到去年，都已经是个三十多岁的人了，我像迟暮的美人一样洗尽铅华，开始很踏实地坐公共汽车上班，在混乱拥挤中体会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宁静与澄明，也突然想到了李皖在一篇文章中写听一首歌时的情景：一家三口在公共汽车上，好像有一丛风在他的胳膊上来回走动，皮肤上一阵一阵鼓起了寒栗，消失一层，又鼓起一层。太太对女儿大叫：你看爸爸的手！他告诉她们，我在听歌，是它把我吹动了。

　 这段话让我茅塞顿开。是的，从上班族到艺术青年，只有在公共汽车上，只有在那种寂寞平静的生活中，李皖才得以修炼成李皖。宣泄正如他所说，“写这些东西，是为了挽救我日益贫乏的都市生活，就用这贫乏生活本身的材料”。

　 最近一次见李皖，是在2002年的北京。作为公派留学生，他即将赴英国某乡村大学，于是来京办一些手续。当时李皖已经是《武汉晨报》副总编辑，听说很受器重，深造回来，也许就能升一个不小的官。闻听此事，我很是高兴，让这样的人当官领导人民，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儿。

　 如今李皖回国都已经3年了，听说并没有被提拔。不过这几年间我也算见过些世面，深知我们的干部任命体系，总有本事选择老百姓都觉得最不合适的人来重用，而对那些合适的人视而不见，于是替他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