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惠明感觉到，中国各级政府对于“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推进正如他的工作日程安排一样，一天紧似一天。这位美国能源基金会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交通项目部的助理主管，11月10日上午还在北京和同事一起分析中国汽车燃油的节油问题，下午就飞往深圳，和深圳市环保局的官员探讨如何降低油耗、发展混合动力小轿车。第二 天，他又赶回北京，参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内部研讨会，就“如何降低城市交通能源消耗”作发言。

　 成立于1999年的美国能源基金会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旨在借鉴国际先进技术，提高中国的能源和资源节约利用。龚惠明说，“与成立之初相比，我们这个一度不被人们熟识的机构，如今正和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合作。中国项目部已成为美国能源基金会全球最大的分部，项目逐年增加，每年投入资金达700多万美元。”

　 基金会与北京市政府开展了一项紧密合作：建设国内首条快速公交线路―――北京南中轴线快速公交线。基金会交通项目主管何东全博士说，“快速公交不但能减轻道路交通压力，而且能大大降低能源消耗。目前，济南、昆明、西安等城市也准备尝试这一项目。”

　 我国刚刚通过的“乘用车新燃油经济性标准”，严格限定了小汽车出厂时对燃油的消耗量。美国能源与交通技术有限公司专家安锋说，“这一标准将减缓中国日益增长的对进口石油的依靠，促进外国汽车生产厂商将能源效率更高的汽车技术带入中国市场，初步测算，每辆车可以节油10％至15％”。

　 “以前跟地方政府官员打交道，感觉他们上项目时很少考虑到资源节约，现在提倡科学发展观，他们的工作思路发生了很大改变，愿意想办法节约资源”。龚惠明这样讲述他工作中感受到的变化。

　 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得不变，资源不得不节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告诉记者，我国正进入一个工业化阶段资源需求量上升最快的时期，如果用一条曲线来表示，目前正处在爬升最陡的区间。13亿人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所消耗的资源，即使是使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规模也是前所未有的。“但事实上，我们的资源利用效率并不高，在许多方面浪费惊人。我国在资源禀赋上处于劣势，人均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石油、铁矿石等重要资源的多数新增量依赖进口已成定局，这种状况也加大了资源约束的压力。”

　 据有关部门统计，建国50多年来，我国GDP增长了10多倍，但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40多倍。我国万元GDP能耗水平是发达国家的3至11倍。目前，我国人均耕地仅1．43亩，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40％。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6省市的人均耕地已经不足0．8亩。近七八年来，全国净减少耕地上亿亩。

　 “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上，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比发达国家高是不可能避免的，但我们高得太过分了。在GDP拜物教迷雾的影响下，一些地方和部门简直是不计后果地大上高耗能产业和项目。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能源、资源、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逐渐加大，推动经济增长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产出的老路已经走到尽头。国际能源、资源价格的飞涨更是雪上加霜。”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说。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各地政府对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节约”的约束指标越来越硬，以缓解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状况对经济发展形成的巨大压力和严重制约。福建省最近在领导干部考核标准中增加一项“发展循环经济的成效”，强调资源利用率、回收率、废弃物最终处理率。河南省今年正式实施《节约用水管理条例》。重庆市年内将对主城新建建筑实行强制规定，要求达到节能50％的标准……

　 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也提出了两个硬指标，一个是“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另一个就是“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降低20％左右”。刘福垣为此特别振奋：“这在我国规划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反映了党中央转变增长方式、发展模式的决心”，“十六届五中全会及时纠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降低能耗比的潜力大，降低的效果在初期就会相当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