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市有个孕妇凌雪珠，怀孕7个月却被发现到了肝癌晚期。她面临一个生死抉择：要么保胎，要么保命。可当她决定引产时，医生说这个孩子拿掉了，以后就不能再怀孕了，凌雪珠就改变了主意。

　 肝癌的危险性不用多说，对于孕妇而言，由于不能采取必要的治疗方法，癌症的恶化可能更快。但这一切凌雪珠本人并不知 道，家人和医生没有把病情的严重性如实告诉她。她天真地认为能坚持到生下宝宝，再和宝宝一起治疗。

　 这么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到了一些媒体那里，却变成了凌雪珠“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再活一个月”，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于是，媒体的受关注度迅速上升，一些不相识的人也慷慨解囊，为她捐了10万多元。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些媒体在刻意制造谎言，它们替凌雪珠一步步安排着自己和孩子的命运。雪珠家人说，由于媒体的报道，全社会都知道她要保孩子，他们已经没办法告诉雪珠真实病情了。凌雪珠目前出现了贫血、呕吐、骨痛现象，部分是因为孕期本身造成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晚期恶性肿瘤消耗的结果。

　 凌雪珠的个人命运令人同情，社会为她筹款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但是，媒体误导公众、越俎代庖替当事人一步步安排自己和孩子的命运的做法，无论出于多么高尚的动机和目的，都是媒体的大忌。

　 真实是媒体的生命。任何媒体不能保证说出所有的真话，但应该保证所说出的话都是真实的。这是媒体公信力和权威性的源泉。我们不妨看看下面的例子：

　 1981年4月，《华盛顿邮报》记者雅内特？库克撰写一个8岁海洛因吸食者“吉米”的故事，并因此获得普利策奖。但后来证明此人并不存在，《华盛顿邮报》遂放弃该奖项。

　 1998年7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宣布撤消1个月前播出的一则报道。报道说，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在老挝行动中在叛逃者身上使用神经毒气”。后来，CNN因报道失实向五角大楼道歉，并解雇了两名制片人。

　 2004年3月，《今日美国报》查实该报著名记者杰克？凯利多篇报道系剽窃和捏造而来，凯利迫于压力辞职，报社总编辑等高层管理人员也引咎辞职。

　 在凌雪珠这个新闻事件上，不仅事关新闻的真实性，而且事关当事人的两条生命。一些媒体通过极度煽情的做法，吸引读者的同时，也为凌雪珠治病筹集了部分款项，它们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然而，这样的角色是令人生疑的：金钱不能代表爱，真正的爱，是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敬畏与尊重。凌雪珠的个人选择，本身就冒着极大的风险，这样的风险，可能两条命都不保。媒体在这个问题上推波助澜，有悖于媒体的良知和道义，有悖于对生命自由本身的尊重。媒体的故意误导和煽情描述，可能给社会一个极大的误导和暗示：认为只要出于高尚的目的，一些人可以轻易决定另一些人的命运！毫无疑问，这是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侵犯！

　 在现代文明社会，任何人、任何媒体都必须有一个基本自觉和自信：每个人都有能力、有权利和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任何他人，不管其出于何种目的，不管其目的是高尚还是卑鄙，都无权超越此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