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语言风靡，有人喜欢，有人担忧。这本正常。但偏偏人大立法部门也坐不住了，想来凑凑这热闹。

　 近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了《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草案）》（修改稿），先是明确了“教科书不得使用不符合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规范的网络语言”，又增加了“新闻报道 除客观需要外，不得使用不符合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规范的网络语汇”的规定。

　 这条乍看上去颇有忧国忧民之深意的准法规，细读之下，却又有些耐不住琢磨。

　 “究竟什么是网络语汇？”青年律师小张问，“又应该由谁来界定哪些词是，哪些词不是？”在他看来，报道这一消息所举的例子“PK”，根本不是由网络风行，而是因“超级女声”这一电视节目推而广之的。“如果真要追根溯源，那是计算机单机游戏时的用语，和网络没有关系。”

　 尽管他也认为这些词有时会带来误解或不解，但通过立法“不得使用”就能够规范了吗？

　 电视工作者沈先生则这样理解：“现在我们媒体上用‘粉丝’和PK什么的，对相当一部分看不懂的受众来说，是不公平的。”在他看来，这些用语或许会使“某些受众的利益受损”，并因此而立法。“美国新闻业界也是严格讲究这个的。”他补充说。不过，同样持反对网语泛滥的报纸从业者祁先生也承认：报刊所使用的网语极其有限，至于教科书中使用类似“88”（再见）、“9494”（就是就是）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确实，语言文字作为一种交流的工具，其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懂。而教科书作为学习某种课程的规范和标准，理应“不得使用不符合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规范的用语”。但问题在于：可以立法“不得使用”某一类词汇吗？

　 就以美国为例。1963年11月24日的《纽约时报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列举了当时一位10来岁的孩子所使用的某些新词―――绝大多数是当时的大人们所不理解的。她写道：他们创造的新词并不比大人坏，有时甚至比大人还更有想像力：“据可靠报道，‘terrific’（了不起）一词已出现在新边疆上。”

　 现在，这个词不仅为美国人使用，全世界学英语的人都要学。而如果那里曾经有某部法律或地方法规对这种现象规范的话，上个世纪60年代随嬉皮士文化所诞生的大部分词可能都绝迹了。很遗憾，这些词中的绝大部分都保留了下来，进入了词典。不知是否有人为此慨叹：英语不纯洁了。

　 40多年后，那里也同样发生了中国人所担心的事情。2003年2月，《今日美国》发表了一篇题为《语言学家担心手机短信使年轻人语言不标准》的文章：他们担心随着手机短信的普及，简化和缩写正进入日常生活，如将“you”简化为“u”。但两年过去了，也没见人家出台过一部对此规范的法律或法规。

　 “真正理解语言功能的人，都知道它是流动的，发展的。”北京大学法律教授贺卫方说。他还清楚地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时，一位非常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对“彩电”这个词深恶痛绝，甚至写文章来批评这个在他看来“十分不规范的词”：彩电是什么意思？彩色的电流吗？但如今，如果再有人对此批判，大概国人都要笑他的痴了。

　 事实上，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类似的新生词汇并不少：个体户、搞活、按揭、低保……甚至“三讲”和“三个代表”从文法上来说都是不甚规范的。但正如著名作家肖复兴所言：“多元化的社会应该对语言有多元化的认识和宽容。对于新词语，我们也应该静心容忍，让时间来淘沙。”

　 贺卫方真正担心的，是这样一部法规如果真正通过，也许会成为一部“棍子条款”。“如果从实际操作上无法界定什么样的词汇才是不规范的网络用语，那么很可能就成为对某些现象不满时的一种借口，一个由头。尤其在针对新闻报道时。”

　 在他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对语言文字的规范使用已很明晰，没有必要再制定地方性法规。何况，该法中也没有任何禁止性条款，如果上海最终实施了这些“不得使用”，“就有了擅自扩大或更改原来法律的嫌疑”。

　 由此，他认为真正应该考虑的问题是：“法律法规是否应该如此深地介入社会文化领域，通过立法进行所谓的规范？国家和政府是否考虑过：应该通过立法来做什么？”